东坡惠州  丰碑永存

 

    刘耀辉 陈恩强 徐志达 李靖国

 

 

    元祐八年（1093）9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故，宋哲宗亲政。哲宗在高太后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宋神宗大力支持下的王安石变法的成果）、打击“变法派”的作为极为不满，一心想着继承宋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亲政后不久即恢复“变法派”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寄禄官）职名。元祐九年2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执政。4月，宋哲宗改年号“元祐”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完全控制了朝政。（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7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乙编第7章《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第283－284页。）这批重回朝廷的“变法派”大臣们，基本上背离了当年王安石变法的革新精神，却把打击报复“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尽情发泄他们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积怨。元祐时期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光、吕公著身后更不得安宁，被夺谥毁碑。罢黜、贬谪的诏令接二连三，打击报复愈演愈烈。韩维等30多人相继落官被贬，“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宋史》卷472《蔡卞传》）哲宗亲政时期，打击报复成了主要政事，比起元祐“更化”年间司马光等“传统派”对于“变法派”的打击，有过之无不及。

    苏轼是“变法派”复出后的主要打击对象，罪名仍然是老调重弹：“凡作文字，讥斥先朝（宋神宗朝）”。据有关资料记载，从绍圣元年四月壬子（十一日）起到同年八月上旬，朝廷对于苏东坡5改诏令4降官职，从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定州知州，一直贬到宁远军（治所在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由戴着“学士”桂冠的外放州官，变成了“不得签署公事”，听候地方“安置”的罪人。从闰四月初苏轼接到贬官落职的第一道诰命即行启程“南迁”，到朝廷5改诏令4降官职后，苏轼经过“万里”长途的跋涉，终于抵达贬所惠州，时年59岁，只有幼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随行。

    岭南，当时属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气候迥于北方，生活条件又极艰苦。苏东坡获罪之人，自然虚职无权无钱。但是他位卑未敢忘忧民———

 

    情系百姓心忧黎民
                       
    乐于施医散药。苏东坡到惠州不久，亲眼目睹惠州缺医少药，百姓又多无钱医治，病痛难除，便施医散药，救死扶伤。当时惠州流行瘴疫，他告诉大家：“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但那时惠州无人做豆豉，也不产黑豆，他就写信托人从广州购进。一次就买黑豆3石，施舍的范围很广。

    后来他开辟了药圃，据《小圃五咏》，至少种有安神补气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热祛头风的甘菊，解毒御癣的薏苡，以及补肾生津的地黄，布施给周遭百姓，特别是老人。

    后人还将苏东坡和沈括两人历年收集到的良方和苏东坡对医药的论述，编成《苏沈良方》一书，成为我国重要的医药书之一。

    热心掩埋骸骨。不久，苏东坡又发现江边郊野，到处有无人掩埋的骸骨，任凭日晒雨淋，惨不忍睹，便和知州詹范商量，筹钱雇人埋葬，造成众冢。

    这项收埋暴骨的工作，后经本路提刑程正辅的大力推动，由罗秘校专司事后，范围就扩大了。苏东坡自己也捐出钱来，提倡这件善事。他还写了《惠州祭枯骨文》。文曰：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

    认真介绍“秧马”。苏东坡来到惠州，看见农民弯腰插秧，非常辛苦，便想到14年前，他在贬居黄州期间，曾见对岸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农民使用一种先进的插秧工具———秧马，以及他在贬途中写的《秧马歌》。于是他便将《秧马歌》写给结识不久的博罗县令林天和。这首《秧马歌》详细地介绍了秧马的制作的材料、型制、操作和效用等。

    这种秧马是用木做成。用榆木、枣木做马腹，是利其润滑；用楸木、桐木做马背，是因其质轻。其型制则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两髀紧夹，雀跃泥中。用蒿草将秧缚在马头，可以坐着插秧，随走随打，日行千畦，与弯着腰插秧相比，省力省时，效果良好。

    林天和也是个勤政爱民、关心农业生产的好官，便依照式样制作，组织农民实际操作。在试验中发现尚有缺点就加以改进。这样，秧马就很快在惠州各地普及开来，农民插秧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都对这种先进的插秧工具称赞不已。

    以后，龙川县令翟东玉也前来求教。不久，衢州进士梁琯前来拜访，苏东坡想到，江浙地区的水稻产量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便特地向他作了详尽的介绍，还送他一只秧马作样本，请他带回去传给江浙一带的农民。

    推广水碓水磨。绍圣二年（1095）3月，苏东坡的表兄、本路提刑程正辅前来惠州视察。他在接见过地方官后，携带第10子，到归善县（1912年改惠阳县，今属桥东）城嘉祐寺松风亭探望表弟苏东坡。很快过了10天，程正辅公事已毕，要离开惠州返回驻地韶州（今韶关市）。苏东坡亲自送表兄到博罗，并同游香积寺。

    苏东坡看到寺下有条溪水，水势很大，如果在这里筑一座周围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闸，利用这注水做成水碓水磨，使转动两轮而举起四杵，可以帮助寺僧舂米磨面。他将这个想法向博罗县令林天和提出，并嘱他办好。苏东坡还写了《游博罗香积寺》一诗。其中有关水碓水磨的有：

    “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岂惟牢丸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

    林天和没有辜负苏东坡的期望。几个月后，香积寺下的水力碓磨建成了。后来，附近百姓见水力碓磨可减轻劳动，有利生产，就纷纷效仿。这样一来，老百姓不仅用它来舂米磨面，而且还将檀香、香樟等舂磨成香末，销往广州等地。岭南三大诗人之一的屈大均写诗赞道：“七十二溪流水香，香随流水出罗阳。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即稻粱。”

    解决驻军的缺房和扰民问题。苏东坡了解到本州驻军多缺营房，大多军士无房可居，只得散布在市井之间，租借民房居住，以致军士贫困不堪，酗酒赌博成风，甚至逃走做贼，搅扰地方，弄得民不安居。

    为了向表兄，本路提刑程正辅提出改善建议，苏东坡进一步深入了解各营具体情况如下：

    ———“本州管澄海两指挥，禁军皆有营房，不外住。然皆是废茅屋，常患火烛，亦当为瓦屋。又本营逐年多有水患，亦当相度，合如何疏理沟渎或筑防，令军人安居。

    ———“清化指挥见管230人，只有官屋20间。见有55僻远，并无人篱墙，不可不迁，若迁于废阜监，极为稳便。

    ———“牢城指挥见管260人，只有官屋40间，2人共1间。外有36人兵级，见赁屋住。
    ———“泉州客军150人，并无营房，只有官屋3间，余并赁屋住。

    ———“信州客军96人，见官营房7间。

                ——— “广州客军90人，不曾与置营房”。

    然后写了一封长达1700多字的书信给程正辅，请他“与漕司（即转运使司）商量”，修建“三百间瓦屋”，及时解决驻军缺房以致“军政堕坏”与扰民问题。此事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纠正米贱伤农。绍圣二年（1095）秋，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而当时官府为了减轻漕运压力，收田税要钱不要米，造成岭南钱荒，米贱伤农。农民用钱纳税要贱价卖出加倍的粮食。

    苏东坡了解这种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900多字的信给程正辅，说惠州农民“所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而漕府（即发运使司）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而“年年多纳钱，少纳米，则农民益困，岭南之大患也”。请他及时与转运使司（掌管一路的财赋、监察等的地方官员）提举常平司（掌管一路常平义仓、坊场和农田水利等的地方官员）共同商议，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以解决当前“米贱伤农”和“岭南钱荒”两大难题。

    不久，苏东坡又写了一封比前信长近一倍的书信给程正辅。他在信中引用了朝廷最近下的敕文，指出理应“丰则纳米，歉则纳钱，今乃反之，违条甚矣”。他建议程正辅为此事“一到广州，与傅（指傅才元，时任转运使司的长官）、萧（指世京，时任常平使，是提举常平司的长官）面议，反复究竟，权利害”，早日妥善解决。结果，由广南东路（今广东）“三司”（指转运使司、提举常平司、提点刑狱司）联衔发出告示，准许各州农民今秋交纳田税，可以钱粮各便。这样，不但惠州农民受益不浅，而且连广南东路15个州的农民也因此得到好处。

    博罗火灾的善后建议。绍圣三年（1096）正月初一夜里，博罗县城突然发生特大的火灾，“一邑皆为灰烬，公私荡然”。“百姓千人，皆露沙滩”。

    苏东坡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去信程正辅，力主县令林天和事发时正在休假，不当坐罪。建议程正辅责令林天和负责“修复公宇、仓库之类，及存抚被灾之民”，还要通令各级官员，维持市场货源，不准趁机强征民力民物，加强治安，弹压一切趁火打劫的贼寇行为。

    信中又提到，目前“盖屋固未能，茅竹皆不可得，一壶千金之时，黄焘（本州推官）擘划得竹三万竿往济之，极可佳”。建议委托黄焘也参加处理善后事宜。

    倡议资助筑堤建桥。东江南面有条支流，叫西（支）江。该江流入东江的河口处，以西是惠州州城，以东是归善县城。这州、县两城，隔江相望，“有桥，多废坏”（《两桥诗·引》），百姓只得靠小船过江，十分不便，且非常艰险，“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两桥诗·东新桥》）。

    苏东坡到惠州不久，便开始为筹建西（支)江大桥奔走。一方面动员程正辅出面筹集资金，如致书正辅说，修桥需钱“八九百千”（按：千，指千钱，即一贯），“若减省，即做不成，纵成，（也）不坚久”。今“犹少四五百千”，“于法当提（点刑狱司）、转（运使使司）分认”。一方面集思广益，拟定切实可行的建桥方案。最后，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建议，并由邓道士主持其事。于是在西（支）江上，用40艘船连成20舫，上铺桥板，“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两桥诗.引》）。从此两岸往来，安全便利：“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两桥诗·东新桥》）东新桥在绍圣三年（1096）6月建成。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雀跃，扶老携幼前来庆贺：“一桥何足云，欢传广东西。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两桥诗·东新桥》）

    在修建东新桥的同时，为了解决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苏东坡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那里原有的长桥，名叫丰乐桥，但是屡建屡坏。这一次，在苏东坡大力襄助与鼓励下，由栖禅院长老希固化缘筹集资金并主持其事，先“筑进两岸”为堤，在用“坚若铁石”、“白蚁不敢跻”的石盐木在堤间建桥，取名西新桥。

 

    湖堤与西新桥亦于绍圣三年（1096）6月建成，苏东坡写了《两桥诗·西新桥》一诗描述营造过程，还与百姓一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苏东坡为了修建一堤两岸，不仅劳心劳力，而且慷慨解囊。他手头拮据，无钱可捐，便将皇帝赏赐的犀带也捐赠出来。同时，他还写信给远在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的弟弟，动员弟妇史夫人把以前进宫朝见时所得的赏赐数千两黄金拿出来“助施”，终于促成了这项有益众生的壮举。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的功绩，将湖堤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于是才有了西湖八大景之一的“苏堤玩月”。

    促成广州始用“自来水”。苏东坡不仅为惠州人民谋福利，而且也为广州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促成广州最早的“自来水”。

    广州近海，城中居民饮水困难，只有少数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才能饮用刘王山的泉水。一般老百姓只得饮用咸苦水。因此，每逢春夏间往往引发疫症流行，死人不少。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主张将离城约10里的白云山南麓蒲涧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使全城贫富同饮甘泉。

    对于这一设想，苏东坡极表赞成。当时，挚友章质夫虽已离任，但新任广州知州王敏仲是苏东坡至交好友王定国的堂兄弟，并曾询问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他于是写信建议王敏仲实施这一造福于民的引水工程。信中连对工程的设计、建造、到使用以及资金筹集、经营管理，都考虑得十分详尽周密，并推荐邓守安参与其事。王敏仲也是乐于为民做事的好官，接信后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实地考察，很快就开始动工。他们在岩石下凿一大石槽，把5管大竹绑在一起续水；用麻缠漆涂的办法，随地势高下安装管道，把泉水引入城中，用大石槽容纳，再用5管大竹分引，散流城中，注入小石槽，以便吸引。管道建成后，派军士、工匠数人专门修护，抽换竹管。

    后来苏东坡又考虑到路远日久，必定出现堵塞，为了便于寻查发现，他又想出巧妙的办法，教王敏仲在每根竹管上钻了一个绿豆大的小孔，用小竹针插塞，抽出小竹针即可查验每根竹管的通塞情况，以便抽换。

    大胆的设想，科学的方法，严密的管理，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程，在当时的确是一项不凡的创举。

    此后，王敏仲经常请问便民之策。苏东坡考虑到广州是个商旅集聚之地，一旦疫病发生，极易蔓延流行，便写信给王敏仲，建议筹集资金，创办一所病院，就像当年他在杭州任上所建的病坊一样，来解决百姓治病的困难。

    新居凿井便四邻。绍圣三年（1096）4月，苏东坡北归无望，便开始在归善县白鹤峰的白鹤观遗址上，动工兴建新居。至次年1月上旬，业已上梁盖瓦，即将大功告成。但新居周围没有水井，而从白鹤峰上走到东江边钓矶挑水，不仅远达几百步，而且山路陡峭难行。于是他决定在新居门前左边空地上打一口水井。

    由于山土十分坚实，几个打井工人，足足挖了将近10天，才挖进一丈左右，而且还碰上一块大磐石。这样一直凿到四丈深，石尽才得泉水。随着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水质良好，甘甜清洌。

    新井打好了，不但解决自己一家饮用，而且连西邻林行婆、翟夫子两家的饮用水也解决了。每到东江洪水期间，江水混浊，附近人家宁可上山挑汲井水也不愿下山去挑东江水了。

      民生善业源远流长

    苏东坡谪惠期间的民本深思，民生善举绝对不是偶然的。

    早在他初入仕途的凤翔签判任内，面对无情的旱灾，眼看农民即将颗粒无收，深深的悯农情结促使他大声疾呼“安得梦随霹雳驾，马上倾倒天瓢翻。”在人间的力量难于胜天的情状面前，苏轼对超自然的伟力寄予多么殷切的期望啊！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一场久旱的甘霖，令苏轼无比欣慰，于是他将自己新建的亭命名为喜雨亭，并作《喜雨亭记》以记其事，为广大百姓而欢呼。此外，他改革“衙前役”，人称“苏贤良”。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12月，苏轼为避免劳民伤财，向皇帝上《谏买浙灯状》，成功地劝阻了皇帝在宫廷中大张旗鼓庆办元宵节。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11月至熙宁七年（1074）8月，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7月至元祐六年（1091）3月，苏东坡前后两度在杭州为官，第一段任通判，第二段做知州。本着正直、廉洁官吏的良心、独具的卓识和广博深厚的仁爱之情，全面治理西湖，兴修水利，疏浚六井；巡探各县，体察民情；防涝抗旱，部署捕蝗，赈济灾民；大力推广新式农具龙骨车，为吴中悲苦农妇呐喊求助；开凿运河，督管堤堰工程；自费配制“圣散子”药剂，为民治疗瘟疫；拨公款创置安乐坊，开办历史上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亲笔绘画扇面，化解债务纠纷；解脱吴味道（穷书生）的纱税案，资助他成功赶考……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11月，苏轼甫抵密州任所，便着手调查蝗灾情况。他组织老百姓抗旱灭蝗，生产自救，又多方采取措施处置天灾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他整天从早到晚奔波在田间地头，巡视督察，真正体验到了百姓经受的旱蝗之苦难。

    熙宁十年（1077）4月，苏轼由密州改知徐州。同年8月，徐州遭遇特大洪灾，洪水与城墙仅有三寸之差，随时可能漫过长堤，将全城淹没，形势十分危急。苏轼与徐州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他整天身披蓑衣，脚蹬草履，手持木杖，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亲自指挥并参与抗洪抢险的艰苦战斗。连续几周，过家门而不入，完全可比拟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晚上则夜宿城墙，随时处理突发事件。这场特大洪灾持续了70多天，水势才渐渐消退，稍事修整，苏轼马上投入下次洪灾来临前的防治策划之中。他多次向朝廷陈述自己的防水治洪的工程规划。第2年（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朝廷终于准奏，下拨24000贯，并准许动用地方财政6000贯，遣用7000余人，修筑防洪大堤。苏轼在徐州防洪抗灾中建树了丰功伟绩，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表彰。

    即使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2月，苏轼贬官黄州期间，他主动开始亲自带领全家老少早出晚归，开荒垦地。荒地位于黄州东门之外的小山坡上，约有50余亩。“东坡”之称源出于此。苏东坡带了一家人种稻、种麦、种桑树、种枣树、种栗树、种松树、种桔树、种时鲜蔬菜，也种些茶树。谪贬黄州期间，苏东坡一家人早起种田，夜间织布，勤勤恳恳过起了农家的日子。从此，他更加体察到农民是社会底层最为受苦受累的奴隶。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8月，苏东坡知颖州，注意力集中在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充分利用颖水与西湖的资源。苏东坡率领了万人开发颖州境内的沟渠，疏浚西湖，引焦陂之水，修清河之闸；请求朝廷赐予度牒，以便购储粮食，赈济邻近的寿州、庐州、濠州等地因闹饥荒而逃难来颖州的大批灾民，避免了一场极易发生的尸横遍野，盗贼群起的人祸。

    元祐七年（1092）2月，苏东坡改知扬州。麦收季节，苏东坡亲眼目睹农村的冷清景象，访谈老农，得知农民皆为“积欠”所困，不敢回乡，因此所到之处。村邻萧条，人烟稀疏。于是上疏请求朝廷宽免积欠，长达7000余言，陈词恳挚，忧民痛切，极富民主性精辟之见。朝廷很快批示，暂停催收。接着苏东坡又罢免了被花农、百姓怨声载道所反对的“万花会”，堵塞了那些趁机大发横财的贪官、奸商榨取民脂民膏的财路。

    综上所述，从凤翔到扬州，期间20余年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命运多舛，甚至人头差点落地。但他始终关注着百姓，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特别是为农民排忧解难。民本深思，民生善举，易地皆然。

    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之所以发展到完全站到反对变法的“传统派”一边（苏东坡当然也应接受批评。后来苏东坡当王安石之面承认了错误，作出过深刻检讨）。但其主要的着眼点正是集中在“民生”这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上。王安石变法主旨在于富国强兵，增加综合国力，当然无可厚非。因此所颁行的一系列新法主要围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在变法实施过程中，于“国计”和“民生”这两端，过于偏向“国计”，未能保持平稳，使“民生”这一端严重失衡。国家收入固然迅速增加，但百姓负担却日益沉重。加以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变法派”所用非人，很多好大喜功的地方官，为求“政绩”，从严从苛榨取百姓，农民首当其冲，不断酿成悲剧。王安石良好的出发点，没有获得预期的归宿。苏轼正是有鉴于百姓深受其累、深受其害的部分事实，开始反对新法，怜民悯农的赤诚情怀，完全可以理解。但苏东坡由对国计民生的关切和忧虑出发，进而不顾新法推行后的效应与实绩，也确属片面狭隘。为此，后来被“变法派”中的奸吏小人抓住苏东坡这个缺陷，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几乎葬送了苏东坡的宝贵生命，苏东坡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元祐更化时期，曾经为反对新法蒙受了几乎被处死之难的苏东坡，不计个人恩怨，实事求是，处处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出发，深感已经实施之新法未必没有可取之处，数次与自己的前辈、挚友司马光当面理论，当廷力争，反对司马光等 “传统派”尽废新法。这正是苏东坡大公无私，唯存爱民之心的突出表现！一句话，苏东坡谪惠期间为了惠州的黎民百姓，特别是惠州的农民所举办的10件大事、善事，乃是几十年爱民热流的继续奔涌。无论受到什么障碍、阻挡，这股热流始终在奔腾向前，虽九死而不改初衷，目标始终如一，直至到了惠州这个特定的悬崖口，飞流直下，磅礴于岭南这个新的贬所。苏东坡在惠州两年又7个月的无权无钱的困境中，开拓了新的为百姓谋利解忧的伟大实践。

 

    卑位伟业光耀鹅城
 
    贬谪惠州的苏东坡已经进入了老境，早就看破了官场的名利权势，更因无权签署公事，本可什么事情都不做。自从陕西风翔任上踏上仕途，除去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的境况与惠州相似，其余各地任上他都是握有实权的现官，为民兴利除弊，从来不顾自身安危。如今以虚职无权无钱的待罪在身，还想继续为百姓谋利益做好事，却似难于上青天。

    但是，苏东坡之所以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爱戴传颂，主要在于他的民本思想根深蒂固，民生善举坚定执着。儒家的济世精神仍然激荡在年过花甲的这位志士仁人的胸间，佛道的乐善好施、普济众生的愿望也因为自身的苦难，更强烈地升腾了起来，使他全心全意地关注着惠州人民的命运，特别是贫困农民的命运。

    上面提到的普及“秧马”，推广水碓水磨，促成广州最早使用自来水，无疑是利民便民的善举宏业，它们足以代表着苏东坡谪惠那个特定年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苏东坡谪惠期间创作作品587首（篇、幅），包括诗124题187首；词18题18首；各类杂文111题129篇；书信共（与51人通信）233篇；书画20幅。苏东坡在惠州生活工作了两年又7个月（940天）；积累下如此浩瀚的艺术作品，其中很多佳作精品已经永垂于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而不朽，它们不仅是惠州人民永远引以为光荣和骄傲之杰作，而且值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地阅读、审美与鉴赏！其中《荔支叹》之类堪称批判帝制反对腐败之艺术丰碑！（关于东坡的寓惠文化，另有专文论述）

    当然，还应该指出的是，苏东坡谪惠期间的施医散药扶民灭疫，热心掩埋骸骨，解决驻军缺房扰民问题，纠正米贱伤农，关注与帮助博罗火灾善后，倡议资助筑堤修桥，新居凿井便邻等社会慈善事业，没有他的大力倡导身体力行，更是万难成功的。苏东坡以自己的率先垂范，塑造了代表着黎民百姓根本利益的巍伟形象！

    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苏东坡贬寓惠州，无疑是苏东坡全部人生历程一个重大的挫折，但更是一个十分光辉的组成部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诗中尽管深涵着苏东坡对于生命苦难的激愤呐喊，但惠州毕竟镌刻了一代大文豪、中国的脊梁苏东坡生命史上承前启后的鲜明标志，历史记载的苏东坡与惠州的因缘将永不磨灭。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文化传统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市的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更内在、更根本，文化的冲突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文化传统和文化潮流与政治的稳定或动荡往往互为因果。文化思潮在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解体和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发挥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市委市政府在建设文化大市和创建文明城市的部署中，确立建设“四东”文化的决策，是高瞻远瞩的。惠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寓居惠州的历史文化名人灿若繁星。但在惠州的古代历史文化中，苏东坡无疑是一颗最具光彩的巨星。苏东坡的寓惠文化博大精深，是整个东坡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苏东坡寓惠的民生文化，又在苏东坡寓惠文化的系统工程中，尤显光辉璀璨。深入地挖掘整理这部分重要的文化资源，弘扬苏东坡的“位卑未敢忘忧国”、“位卑未敢忘忧民”的强烈的爱国爱民精神；弘扬他坚持逆境中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自强不息精神；弘扬他不在其位仍然善谋其政的执着坚毅精神；弘扬他永远乐观永远洒脱的人生态度，对于我们提升综合素质，以古代圣哲先贤的形象教育下一代，将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本文撰写过程中所阅读和吸收的有关资料有：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册、第12册；

    2、中共广东省纪委宣教室编《政声人去后———岭南古代廉吏故事》；

    3、孔凡礼撰《三苏年谱》1－4卷；

    4、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

    5、邹永祥、吴定球：《惠州志·艺文卷》。

    谨此深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