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众多媒体又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王克勤，对其目前生活之窘迫和内心之苦闷大发感慨。王克勤，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仅其一篇撕开兰州证券黑幕的报道，便导致168名黑恶分子最终被送进了监狱，以至于有黑社会头目扬言花500万元买他的人头——这便是其被称“身价最高”的揭黑记者的缘由。但是，现在他却连手机费也交不起，虽经常遭遇恐吓，却仍然无力将妻儿留在较为安全的北京。危险、清贫、无奈……王克勤正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之间苦苦挣扎。

　　于是，我想到呼吁全社会都来帮一帮王克勤。比如说，他所在单位《中国经济时报》应该给他与高级记者、首席记者相称的较高的年薪，给以深入基层调查真相并大胆说出真话的经济支撑，不要像现在这样每月只有1200元的基本工资（只够付手机费），其余都要靠写稿拿钱，而他写一篇舆论监督稿件通常要比别人多花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承担极大的风险。比如说，王克勤可算是活着的见义勇为的英雄，他是铁肩担道义，辣手打黑帮，为民请命，为民除害，那么各地都已设立的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是不是可以奖一点给王克勤呢？比如说，许多企业都会赞助新闻单位开展这样那样的采访活动，能不能也能赞助王克勤这样的记者到最需要他们去采访的地方呢？基于此，我把本文的题目初定为《帮一帮王克勤》。可是转而一想，我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身陷困境，并非偶然，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其本质是谁来保护记者的“真话权”。所以我把题目改了。

　　王克勤的困境折射出舆论监督之艰难。在我们的许多红头文件里，都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要加强舆论监督；我们的许多领导同志在大会小会上的报告中，也常常提到要重视舆论监督。可在实际上，真正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舆论监督的领导并不多。像王克勤这样“刺刀见红”地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很多领导并不喜欢，而是讨厌得很。他在甘肃的遭遇就是这样，被报社开除，生活无着，从百姓眼中的“王青天”成了一名上访者，后来幸被《中国经济时报》聘用，但妻儿又难以团聚，工作和生活困难重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都是他揭黑打假、老说真话惹的祸。王克勤的苦闷，是舆论监督的悲哀！

　　舆论监督只是多种监督手段中的一种，并不能包治所有的社会病症。假如缺乏法制、行政等监督手段的配合和支持，面对太多太多的事件，在太多太多的方面，舆论监督可能都软弱无力。几个月前，媒体曾对《焦点访谈》是否“打苍蝇不打老虎”引发争议。为什么不打“老虎”？原因也许有很多，但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因为其他手段往往跟进不力，让媒体和记者望而却步。如果硬去打，不仅是勉为其难，简直是自陷险地。难以相象的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有黑帮头目出500万元来买揭黑记者王克勤的人头。在震惊和愤怒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能不能出500万元帮一帮王克勤，并建立一种机制来保护一个正义的记者说真话的权利？保护记者的采访权就是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就是保护正义的监督权。我们该为记者采访创设必要的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

　　业界智者认为，我们没有舆论监督的历史传统，也没有相关的社会保障和法律保障，所以新闻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所应具有的强大威力，不但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而且还相当有限，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合力”还很远，对“真相”的震慑还不够。近来，新闻舆论监督对象对于新闻媒体监督的抵制和对抗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拒绝记者采访，甚至恫吓威胁记者，蓄意围攻、殴打记者的事件也经常发生。这同样也是记者的采访权和采访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明确法律保障所导致的结果。王克勤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们的社会就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大船，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守望者，要随时发现航行中可能会碰到的暗礁，随时发现船上的哪个螺丝钉可能会坏，把大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及时地向船长汇报。”但王克勤随后的遭遇却是非常尴尬的：他发现了暗礁，但船长却没有转动手中的舵轮；他找到了锈蚀的螺丝钉，但检修工却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媒体上有人指出：王克勤虽然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揭黑记者），但相比较而言，斯蒂芬斯却比他幸运得多。因为他引发的“揭黑运动”激活了美国的公众舆论，促成了美国民众的“大觉醒”，最终为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的心理调适。而王克勤这位“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的成效只能用“可怜”两个字来形容：他发表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依旧；他发表了《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换来的却是被突然开除公职。王克勤一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就是一个独行侠，但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一个独行侠。也许这一类比并不十分确切，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让王克勤以及和王克勤相类似的人物处于孤独状态是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对已经觉察到的危险仍然置若罔闻，我们的航船一旦“触礁”，那就悔之晚矣。

　　王克勤的困境，就是舆论监督的困境。于是，我们又想到了《新闻法》。广大新闻从业人员翘首以待的《新闻法》，千呼万唤不出来，尚不知至今是否列入全国人大立法委员会的议事日程。诚然，《新闻法》的制定，有不少难点，但再难也要制定，因为社会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无论哪一条，都需要舆论监督，都需要有《新闻法》。我想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新闻法》的出台，也只是早晚的事，我们盼望尽可能早一点。在这之前，对于王克勤这样的舆论监督先进分子，上上下下的执政者们则应给以特别的关照、保护和奖励，以推动全社会舆论监督的稳步前进。

　　基层干部的好榜样周国知这个典型，是在死后才被偶然发现的，虽说是享尽了哀荣，但毕竟是一种极大的遗憾。所以有识之士指出，要多多发现活着的周国知。我敢说，王克勤就是活着的任长霞、周国知，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义无反顾。要是有一天，活着的王克勒也能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与他采访过的群众代表一起，讲述惊心动魄的揭黑故事，那该有多好啊！

　　我坚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