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华和陈恒在《商业研究》撰文指出，我国在履行加入世贸相关义务的前提下，应综合考虑对我国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问题，通过对内外资企业实行无差别的税收待遇，建立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性等措施，调整外资法中超国民待遇的规定；另外，通过逐步放宽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准入范围，给予外资在国内外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自由，调整外资法中次国民待遇的规定。

    原新、唐晓平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撰文指出，在“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人口、资源背景下，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只能选择资源集约型的战略，在生态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推行都市圈化。都市圈化不仅具有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宏观生态效益，而且能在城市聚集经济的作用下，在有限的空间里容纳大量的人口、产业，同时又可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现，最终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苏盾在《特区经济》撰文指出，良好的社会诚信机制总是与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相结合的。对一些失信行为，除了法律规定的处罚以外，必须建设完备的失信惩罚机制，让不讲信用的人和企业被社会所不齿或唾弃。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做这方面工作，遗憾的是，我国至今尚未建立一个全国联网的信用系统，从而很难对一个企业或个人进行全面而公正的信用评价，使得失信行为得以逃脱惩罚。由失信惩罚机制需要达到的效果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制作有失信记录的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黑名单”，并允许信息开放。对于不讲信用行为的惩罚要从生活小节上开始，尽快建设完备的失信惩罚机制。

    周泳宏在《上海经济研究》撰文指出，国家的分配战略取向要在资金积累和消费之间找到平衡。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进程中，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波动关系反映了国家分配战略的意志。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绩效，分配战略取向必须在促进积累和促进消费两个目标之间找到最佳比例，并控制战略推进的速度。因此改革规划者的战略目标要根据市场不同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的比较关系，寻求积累与消费目标的最佳比例，并保证分配战略稳步推进，从而保证稳健的高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