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起床后，邓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放在床头一侧女儿的照片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泪水会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邓萍的女儿，小名阿妹，11月14日刚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还不到3岁。而就在两个月前，她刚经历了丧夫之痛。

    自从丈夫和女儿相继离开后，邓萍再也不敢独居在曾经的卧房里，而是搬到婆婆的房间，和婆婆挤一张床。

    邓萍的丈夫钟坤在半年前被证实感染艾滋病毒，这是她们一家人噩梦的起点。面对遥遥无期但可能会突然而至的终点，同样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她，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人生。

    邓萍是博罗县人，2003年23岁的她嫁给钟坤。3年的幸福生活还没来得及让她保留更多美好的回忆，如今身边的一切，除了公公婆婆之外，只剩下一栋老房子，一块可以晒5担谷的院子，一条黑黄毛色的狗，还有一只猫。

    她几乎不外出。“村里人看我就像看怪兽一样。”邓萍说。

    生理的病可怕
    邓萍不甘坐以待毙

    由于少了两口人，家里分的地也会相应减少，明年的光景会更糟糕。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邓萍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情况。

    事实上，身着红色毛衣的邓萍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开朗的。当我们在村子里找来找去的时候，她的焦急或多或少化解了我们彼此之间初见的尴尬。

    邓萍的公公、婆婆是上世纪50年代从河源市和平县移民过来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岁月的痕迹在他们脸上凿刻得格外明显。

    被证实感染艾滋病毒以来，邓萍一家正儿八经的访客，只有她的双亲。“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家里过夜，每次逗留半天，我觉得没脸见他们。”邓萍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身患恶疾的阴影，以致给记者端水时，手都在颤抖不已。

    丈夫钟坤生前是镇上一家酒店的厨师，对于这场飞来横祸，他从来没向自己的妻子说清楚缘由。而因为母婴传染而感染艾滋病的女儿阿妹，更是不会明白为什么她在这个世界的时间竟然这么地短暂。公公钟建辉只管自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每次用脚踩灭烟头的时候，都会有一声浅浅的叹息。

    采访当中，邓萍服用了两片“利巴韦林”，这种抗病毒的药物给她带来了强烈的副作用：头痛、发冷、作呕……这样的药每天要服用三次，除此之外，还有一大袋子的药在等着她。“光是药费，每个月就要5000多元，为了治阿坤和阿妹的病，家里已经欠下5万元的账了。”钟建辉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读过几年书，但是这个账他不得不学着去算。

    钟建辉今年61岁，每天的工作是捣鼓家里的两亩多地，今年下造的收成还算可以，收了1000多公斤。但这仅仅够解决一家人的温饱。要填满医药费的无底洞，对于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的钟家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少了两口人，家里分的地也会相应减少，明年的光景会更糟糕。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邓萍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情况。她不想坐以待毙。

    精神的病更可怕
    邓萍担心死无归属

    “如果留在婆家，丈夫和女儿都已经走了，我在这里只会连累公公和婆婆；如果回到娘家，我已经是个嫁出去的女儿了。”

    邓萍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活得久点。她想去北京，还想去桂林。

    邓萍每天的生活谈不上精彩。早上8点准时起床，洗刷完毕后开始做家务；到中午开始做饭，整个下午都在发呆、闲逛。患病之后，她从来不到村里的市场买菜，也从来不出门砍柴，代劳的公公婆婆也从来没有怨言。

    到了晚上，她会打开家里的14寸彩电，看博罗电视台。她特别喜欢看韩剧和超级女生的节目，情情爱爱的电影情节会让她暂时将梦魇抛诸脑后。她现在一般很早入睡，这是药物副作用导致全身乏力的结果。

    每个昼夜都是这么悄悄地逝去。

    对平淡的生活，邓萍早已经妥协，半年来的深居简出使她变得不怎么健谈。每每提及伤心的往事，她就泣不成声。她很想回一趟娘家，自从发病以来，她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邓萍并不忌讳“死”，她担心的是有一天病情突然加重，她是要留在婆家，还是回到娘家。“如果留在婆家，丈夫和女儿都已经走了，我在这里只会连累公公和婆婆；如果回到娘家，我已经是个嫁出去的女儿了。”邓萍边说边撕扯身边的卷纸来擦拭眼泪。

    邓萍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活得久点。她想去北京，还想去桂林。说到这里她破涕为笑，原来她晕车症状很严重，有一次她去广州就吐得胃出血，出门远游的梦想是一种奢望。

    3个小时的采访，邓萍始终努力给我们展现笑容，或许她知道，没有艾滋病的亲人们，要长时间面对眼前的苦难，也许需要承受比病人更大的压力。  （文中出现的姓名均为化名。）

 

    记者 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