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建刚在《云南社会科学》撰文指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府直接领导的工业化体制，是导致我国城市化滞后的根本因素。我国进入二元工业化阶段，由于资金缺乏，最初建立的农村工业基本上是就地建立的工业，农民主要依靠自有房屋、土地及从城市获得的淘汰设备发展工业，“因地”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选择。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要使农民的城市化与城市的稳定、发展相一致，减弱城市经济发展对廉价土地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依赖，提高农民工素质，进而真正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

    简岩在《百科知识》撰文指出，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早就是一个惯常的行为模式，重要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环保标准没有发达国家严格，所以污染超标的企业和产品都可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的环保标准低，发达国家就把在本国受到限制的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化等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输出到我国。而在国内，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环保标准也存在区域间的巨大差异。这一切造成了中国环境的持续恶化。由此，加快在环保标准上与国际接轨，在全国统一环保标准是改善日渐恶化的环境的重要措施。

    杨东平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撰文指出，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启示我们认识两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战略。一种是以普及义务教育为基础、循序渐近的发展模式，首先普及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发展高中和高等教育。这是渐进发展模式。另一种是将教育发展的重心置于城市和高等教育，同时将基础教育纳入为高等教育服务的升学教育轨道。新中国教育选择了后者，这是与当时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相匹配的。比较之下，不难看到中国普及教育进程在城乡二元、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二元的精英主义发展模式中，教育资源优先向城市和强势阶层倾斜，更需要扶持的农村和贫困地区日益被边缘化，从而造成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政府对弱势地区、弱势人群补偿性的倾斜政策，同时使用“发展性”和“补偿性”两种准则。这样才能有效地普及教育，增进教育公平。

    张耀辉在《汕头大学学报》撰文指出，产业升级对地区经济具有直接的实质性意义，它包含以下含义：创新能力、产出能力、盈利能力、辐射能力、凝聚力，其核心是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可以引导地区企业素质提高、地区内部产业关联、地区间产业合理分工，从而引导地区间的有效竞争。政府可以参与产业升级，但不能以损害市场统一性为代价，应遵循促进地区内部产业关联、加强与外部产业分工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