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松森

 

    时下，大凡政府工程，立项前都要进行可行性论证，提供可行性报告。这是科学审批的一道程序，是减少失误的一种途径，是时代进步的表现。然而，不可行论证却鲜有采用。究其原因，固然有目前体制上的因素，却也与决策者的好恶大有关系。

    据报载，西北某县级市，不足19万人，刚花700万元修建了一个7万平方米的世纪广场，建好不足两月便以标准不够高、不够豪华为由而拆掉重建，而重建的标准是1500万元。当地群众都在议论：难道修建广场之初没有进行可行性论证吗？否。职能部门照样提供了可行性报告，只不过是仓促而行，受命而作。

    现在一些项目、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往往是上级已定，势在必行，才组织有关方面人士去论证。这种带有指令性，或是委派性的意图十分明确：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既成定论，既定调子，操作者的思维定势就朝着可行的方向去努力，遇着矛盾难题便回避。这样就会千方百计去搜集可行的数据和资料，寻找可行的条件和理由。就算看出有问题的人，深知说“不”无用，于是就随声附和或保持沉默。一些专家既然受人之托，“出场费”已拿，尽挑好的说，不利因素避而不谈。而且“政绩工程”往往时效性极强，比如说一定要赶在既定时间前完工，这样的可行性论证大多形同虚设。可行性论证虽能减少失误，但如果在长官意志的左右下，把可行性论证作为走过场的形式，回避存在的矛盾，必然会以偏概全，先天不足，使潜伏隐患事后显现，弊端缺陷难以弥补。如前面提到的某市，尽管当时风光，政绩凸显，但政府埋单，百姓受损，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

    无论是引进项目，还是民心工程，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项目，如能经过不可行论证，则更能减少失误。不可行论证,就应从项目的不利因素、制约条件、潜在矛盾、隐性风险以及投资效益、环境评估、综合评价等方面，多方论证，反复权衡，不仅专家参与，还要公示于民，多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面意见，不回避矛盾，找出问题和困难，研究如何逐一去排除和解决。如确因问题牵涉面太大，一时难以解决，可调整方案，或先搁下，待时机条件成熟时才上。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留尾巴，不留隐患。看似多花了时间，然而一旦动工，进展顺利，总比工程进行中出现问题或拆掉重建、劳民伤财要好得多。因此，上马项目最好进行不可行论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不可行中的问题，认真排除不和谐因素，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不可行论证，如同逆耳忠言，苦口良药，警钟长鸣，更能使决策者头脑清醒,避免新的矛盾和减少新的失误，更能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作者单位：市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