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十七年春节，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向当朝皇帝朱翊钧进献奏疏，力劝朱翊钧以江山社稷为重，戒除嗜酒、贪色、迷财、气盛的不良习气。陈述道：“臣闻嗜酒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雒于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向皇帝进献箴言，这般舍生取义是何等肝胆和尽忠。然而他披肝沥胆的谏言，非但不被朱翊钧接受，还引来了朱翊钧的发怒和斥责：“雒于仁肆口妄口，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弄剑，非帝王举动，那是有事。又说朕好色，但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何偿有偏她。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勇戒斗，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雒于仁无端指责，必须重处。”后经申时仁等重臣一再劝说，才只是把雒于仁罢斥为民了之。显然，朱翊钧拒谏饰非，听不进忠良的苦口良言，不修行当政道德，开始了葬送明朝的掘墓之行。事实上，根据清朝史学家总结明亡教训的分析，朱翊钧是明朝皇帝中“酒色财气”的典型，尤其在贪财好色、吸食鸦片，更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皇帝中臭名昭著者，明朝灭亡之祸起于万历，这是有道理的。

    由雒于仁的进谏奏疏，想到当今社会“酒色财气”祸害领导干部健康成长，告诫人们以从政道德的视角，看清“痴迷酒色财气”的危害，不无缘由。

    缘由之一，“酒色财气”是个长生不老的多情物，当今社会“酒色财气”仍然是客观存在，比起古代已经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它存在的本身并没有祸害人的性能，但被别有用心的人，将它与领导干部手中权力搓揉到一起，就演变成一个个美丽的“诱惑”、“陷阱”，不知不觉让领导干部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人们现在经受的“吃喝风”、“红包风”、“赌博风”、“跑官要官”、“以权谋私”等等，不正是雒于仁当年劝谏过的吗？领导干部修好从政之德，慎防掉进“酒色财气”的陷阱，是一个终生的命题。

    其二，领导干部要深明从政道德之义，防备“酒色财气”之害。领导干部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使命，就必须常修从政之德，修好从政之德，就必须坚持以爱民为根本，以造福于民为责任，必须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崇尚简朴的生活，崇尚清廉人生。“酒色财气”损害身体机体和削弱意志尚不须说，试想想，一个热衷并身陷于酒场欢晏的人，一个迷恋并身陷于情场纠葛的人，一个崇拜物教爱财如命的人，一个专注于争官斗气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学习和升华，更何谈修炼从政之德？只要身陷“酒场”、“情场”、“赌场”，最终连人性善良的本能也会丧失贻尽。看看“蓝带书记”、“五毒书记”、“情场高手书记”们的下场，可以给人深刻的警示。

    其三，领导干部要增强学习修行自觉性，才能打牢从政道德之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公民道德建设，领导干部肩负着模范带头的职责。加强自身从政道德的建设是最实际的模范带头行动。领导干部修行从政道德，贵在自觉，组织教育和制度约束只是辅助。领导干部要自觉养成学习科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的习惯，不断加强思想武装。要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自觉将从政道德规范精神贯彻于工作生活的行为准则中，不断打牢从政道德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