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家住市区河南岸的张先生在某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特刊上发现了一张题为“谷寿夫被押上刑场”的老照片，而照片中押送南京大屠杀要犯谷寿夫上刑场的其中一名宪兵正是他的父亲。

 

    昨天下午，记者见到了张先生的父亲张涛老人。张老先生指着报纸上的相片对记者说，左边个头比较高的那个宪兵就是他。在场的人经过一番比对，也纷纷说“很像很像”。照这张照片时老人还只有20多岁，从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比谷寿夫高出整整一个头。“我年轻时有一米七几呢。”老人高兴地说道。

 

 

    张涛老人今年80岁了，祖籍福建。年幼时，他的家乡受到了日本人的侵犯，父母只好带着他逃难到了广东潮安。后来由于日本人的进一步侵略，他们一家人又辗转来到龙川。1943年，张涛偶然经过一间学校门口时，看到那里张贴了国民党宪兵学校招收学员的公告，当时他刚好18岁。尽管报考宪兵学校有诸多要求，但他通过一轮考试后，仍然被录取了。没过几天，张涛一行10人就前往韶关，在等到潮州、汕头等地的学员到齐后，他们就一起坐火车向贵州的宪兵学校出发了。在宪兵学校里，张涛接受了差不多3年时间的军官训练。在这里，他的名字叫做张承沅。那时的张老先生穿着呢绒军装，腰里别着短枪很是威风。毕业后，张涛曾在贵州独山参加过围攻日本军队的战斗。后来敌人向广西撤退，他们还一直追到了接近梧州的地方。

 

    日本人投降不久，张涛所在的第一宪兵团接到命令开赴南京。火车到长沙时，张涛发现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座废墟，这让他非常难过。他说，当时路上有很多已投降的日本军人，路上的日本军人比中国人还要多。而日本军人看到他们时都有些害怕，口中还讨好卖乖，并说“中国兵、日本兵都是好朋友”。听到日本军人这么一说，张涛说他当时感到很气愤，恨不得上前去把日本军人痛打一顿。

 

    在回忆录里记录枪决谷寿夫的经过

 

    1945年9月底，张涛跟随宪兵团来到了南京，驻扎在南京下关，也就是当时的城外。张涛说，当时对谷寿夫的审判进行了一年左右。每次开审，法庭内连走道里都挤满了人。那时，法庭门外还挂了个大喇叭，不少人就站在外面听审判。

 

    对谷寿夫行刑的具体日子，张涛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他说大约是在1946年的5月份左右。把谷寿夫送上刑场的那一幕，老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详细的记载：“……行刑人员是宪警队洪班长。沿途人潮汹涌跟着十辆大军车，大喊‘好呀！杀人魔王今天要被杀了！’到了雨花台，满坡都挤满了观看的人群……车一停，两位宪兵将谷寿夫拖扶下车，是（谷寿夫）官位太大了，对他还施（实）行人道，不捆绑，扶他到刑场，还有两位宪兵左右扶持站立，行刑人手持驳壳枪，在日酋（囚）谷寿夫背后举起，对准后脑勺‘嘭’的一声由头顶斜射一枪，（子弹）由口中飞出锺（撞）掉二只（颗）门牙毙命。二人扶他的（尸体）将他面朝天扶（好）仰卧地。满山遍野人潮高声欢呼，掌声雷动。本来枪毙人是残忍的，但对这个魔鬼太优待了。接着中央电影公司、全市各报摄影记者、各照相馆都抢拍了现场照片，当晚电影院放映时首先加影（映）新闻记录片，将这要闻实录片放映，各报详细登载此新闻，各照相馆橱窗将这照片放大展示，题为‘魔鬼的下场’。此后天天都有魔鬼战犯被处决，街头到处都有魔鬼名被红笔勾销的布告……”文中写道的“还有二位宪兵左右扶持站立”，这其中一位宪兵就是张涛自己。张老先生说，和他同时扶着谷寿夫的宪兵也是广东人，个头比他稍矮些，他记得那个人是说白话的。

 

    完成枪决任务后受到嘉奖，行刑者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英雄

 

    在采访中，张涛还向记者补充了几个细节。他回忆道，当时谷寿夫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枪毙前，谷寿夫还送了一包遗物给同被关押在监狱的一名部下。而枪毙谷寿夫的地点雨花台，正是当年日军大肆屠杀、活埋中国百姓的地方。所以谷寿夫在这里被枪毙，真的是大快人心。完成这次枪决任务后，张涛还因此受到了嘉奖，军衔也由原来的三星升为一杠一星，而对谷寿夫行刑的洪班长则在当时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英雄。

  随后，记者还参照一些资料里记述的行刑现场与张涛进行核对，他对此进行了几点指正。他说，当时枪决谷寿夫确实是一枪毙命，并不像有的资料里说的是两枪。因为，当时刑场附近的欢呼声非常大，以至于要站得很近的人才能听得到枪响。所以，目睹枪决的老百姓听到的并不那么真切。而谷寿夫枪决时是被他们扶着站立的，并没有让他跪下，这也是当时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的做法。

 

    离开宪兵团后，张涛还曾在常州警察局工作过一年时间。1948年，张涛得知父亲带着家里人到了惠州，便也带着妻子回来了。后来，他和妻子生育了6个孩子，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惠州。尽管那些能证明自己的物件早就由于种种原因被销毁殆尽，但那一段历史却让他永远也无法忘怀。  本报记者钟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