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抗日 惠州先发

    1938年10月12日凌晨3时左右，日军两个师团共4万多人，分左翼、右翼和中路，分别从大亚湾的霞涌墟、岩前涌、盐灶背南岸、碧甲玻璃沙厂北面海岸等地登陆。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一踏上华南的惠州土地，立即遭到惠州军民的英勇狙击。

    在大亚湾的新桥，惠州军民打响了华南抗日的第一枪。

    新桥是大亚湾通往惠阳重镇淡水的必经之路。当时防守新桥的是国民政府军第四五一旅罗懋勋团某营凌云连一个排的士兵，以及万年乡抗敌后援会会员黄金宝、黄阿槐、刘玉仙、陈可永等数十人。12日凌晨5时左右，日军先头部队抵达新桥，我军民立即开火狙击，双方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上午10时，因敌众我寡，阵地失守，除陈可永负伤一人逃脱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在新桥战斗打响的同时，距新桥2公里的粉石坳也发生激战。国民政府军凌云连大部分士兵在这里驻防，狙击日军的战斗坚持到上午7时多，除凌云连长率领10多名士兵冲出重围外，上百名将士为国殉难。

    路经黄鱼涌的一路日军，上午10时在稻爬岭、石岩仔和双罗溪遭到驻防的国民政府军另外两个连的伏击，激战至晚上8时，因寡不敌众，伤亡过半而被迫退出前沿阵地。

    经过近1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虽然我军民遭受重大伤亡，而日军也付出代价。重要的是，惠州军民打响华南抗日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华南人民的抗日斗志，加快了华南各地抗日武装的发展，对整个中国战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孤悬敌后 独立抗击

    日军选择从惠州登陆侵占华南，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图。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进攻华北、华中，在攻占平、津、沪、宁后，中国沿海港口被日军封锁，广东成为经香港与海外联络的主要通道，中国从国外输入的战略物质80%由广九铁路从香港经广州运往内地。

    据统计，粤汉铁路从抗战全面爆发到广州沦陷时运兵200余万，物资54万吨。可见，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一条交通命脉。

    出于封锁中国南大门和进占东南亚各国的需要，日本加紧对广东的侵略，而惠州沿海地区是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侵略华南作战序列时的战略登陆点。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占领华南广大地区后，整个中国抗战形势急转直下非常不利，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战争资源（主要是物资支援）被挡在国门之外很难进入并运往内地，这一战略通道的被掐断使中国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接近中断，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从此进入了一个近乎孤立的境地，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候。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后来中国远征军在中缅边境与日军血战以维护国外援华生命线的悲壮历史。

    此时，华南由先前的战争后方变成前线，直接面临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的锋芒。但华南地区人民在远离主力部队、孤悬敌后的异常艰难情形下，坚持独立抗击日军，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直到抗战胜利，为中国抗战史书写了光辉而悲壮的一页。

 

    发展迅速 威震南疆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的第2天，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指示要在东江敌战区后方开辟游击区。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香港多次召开中共香港市委、海员工委和东南特委会议，商讨部署在东江开展敌后游击战工作，并确定由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带队到惠阳组织人民武装。

    10月24日，曾生带领由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东江工作团到达惠阳坪山，于30日成立中共惠宝工委，同时决定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12月2日，中共惠宝工委在惠阳沙坑周田村，正式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亲任总队长。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初时100多人，在对日作战中迅速发展壮大。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到1940年9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2年1月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武装人员发展到1500多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3年12月2日，这支队伍在惠阳县土洋村进行改编，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这支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拥有11000多人的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并先后建立了包括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惠宝沿海、罗浮山、惠东、海陆丰在内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以及港九地区、东江上游地区等抗日游击区，对日伪作战达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受降约3500人，缴获各类枪械6500余支。

    这支威震南疆的抗日武装队伍，1942年始，先后不计代价成功营救出一批被俘的英军官兵，营救出一批被囚的印度、丹麦、挪威、俄罗斯等国的友好人士，营救出一批遭日军搜捕的美军飞行员，从而受到盟军和国际社会的赞赏。

    英军外交部在战后曾代表英国政府给予东江纵队嘉奖。驻华美军总部排除国民党的阻挠，坚持与东江纵队合作，由东江纵队搜集并向美军提供了许多日军的重要情报，给日军一批军事目标以致命的打击。驻华美军总部和华盛顿高度称赞东江纵队情报站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

    东江纵队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中共中央军委早有评价。认为他们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而华南敌后战场则成为全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惠属华侨 支援抗战

   
    1938年10月，淡水、惠州、广州沦陷，南洋惠属侨胞惊悉这国破家亡的消息之后，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救国救乡活动。

    10月30日，南洋英荷两属各地的惠州侨胞，在马来亚的雪兰莪州首府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10县）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推举爱国侨领黄伯才为主席，戴子良、孙荣光为副主席，官文森、黄适安（何友逖）等41人为委员。

    南洋惠侨救乡会成立后，英属的新加坡、雪兰莪、槟榔屿、霹雳、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怡保，荷属的棉兰等地相继成立惠侨救乡分会和惠侨救乡支会，迅速把分布在南洋英荷两属各地的十多万惠侨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波澜壮阔的浩大声势，震惊海外社会。

    1938年11月，黄适安率领南洋惠侨救乡会代表团抵达香港，与廖承志、连贯和正在香港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商讨救乡计划。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推动下，南洋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与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汇成一股洪流。

    12月中旬，有南洋惠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海陆丰同乡会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直接回乡参加祖国抗战。

    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县淡水宣布成立，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东团的建立及其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惠属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1938年8月开始，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先后共组织了15个工作队、12个服务团（队）、2个剧团、1个政工队共500多人回到家乡，走上抗日救亡第一线，慰问同胞，发放救济物质，免费治疗伤病员，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组织群众，开展保家卫国斗争。财力物力的支援可谓不遗余力。

    新加坡惠侨按每户家产的10%拨作救乡之用。南洋惠侨救乡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所捐资金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20%作为惠州难民救济金。

    从1937年至1941年，南洋救乡会共捐献和筹集资金3.8亿元（国币），所捐赠的布匹、衣物、药品及其它用品不计其数。

    惠侨还组织爱国青年回乡参军参战，抗战期间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惠侨和港澳同胞的人数在1500人以上。其中，不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还有不少人为国捐躯，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出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秘密营救创造奇迹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许多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离开国统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撤退到香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攻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后，封锁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大肆搜捕抗日分子，限令旅港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或“报导部”报到。旅港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对这批人士的安全极为关注，分别于12月8日和9日急电作出将其迅速撤离香港的部署。南方工委、粤南省委、香港市委、前东特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等方面的领导，立即作出明确分工和周密部署，分头组织港九地区及交通线上各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全力投入秘密大营救的斗争。

    惠州作为这次秘密大营救陆路交通线链条上极其重要的一环，担负着秘密接待和护送的艰巨任务。

    中共惠阳县委接到上级指示后，立即派组织部长卢伟如进入惠州开展工作，与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等一道，秘密筹建惠州接待护送交通站。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经理的身份，带领其妻子叶锦珠、交通员刘茂仔，同时还带了30多担煤油，包下惠州最好的旅店——东湖旅店2楼，作为秘密交通站。

    与此同时，香港亚洲公司经理廖安祥按照廖承志的安排，亦到惠州开办白皮红心的“源吉行”，与国民党驻军要员广交朋友，以掩护秘密接待护送交通站的工作。

    1942年1月中旬开始，60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由香港党组织、东江党组织安排，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护送下，先后越过日伪军的封锁线，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再分批转移到内地大后方。

    2月14日，第一批文化人士茅盾、孔清祉、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韩幽桐等在蓝造等护送下，从惠阳沙坑经永湖、三栋到达惠州，秘密住进东湖旅店，稍休两天，于17日从市中山公园处码头改乘船走东江水路前往老隆。

    此后，一批批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胡绳、胡风、宋之的、戈宝权、刘清扬、于伶、杨刚、张友渔等100多人，都在东湖旅店秘密接待护送离开惠州。

    最后来惠的是邹韬奋，当其到达东江游击区后，国民党已密令特务机关严密追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因此，邹韬奋延至5月才抵达惠州。

    为了保证安全，卢伟如除让其住东胡旅店外，还安排他在交通站副站长陈永家居住，有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突击搜查，还安排爱人叶锦珠和另一地下党员涂夫，每天领着邹到野外隐蔽。

    涂夫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一八七师政工队副队长，这是最好的掩护。邹韬奋在惠州停留了10天，卢伟如、蓝造等才派人将他护送到龙川。

    中共惠阳县委、惠州区委接待护送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工作前后达半年之久，圆满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香港秘密大营救，堪称中国抗战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创造这一奇迹中，惠州党组织是功不可没的。  （彭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