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罗县抗日自卫团干部训练班”当学习骨干，深入偏远农村宣传爱国抗战道理

    祖籍惠阳良井、出生在香港的吕平是惠阳两纵联谊会会长。1938年7月，19岁的他在香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初与另10名同志一起回到惠州，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我们先到坪山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论游击战争》等抗战理论。后来在惠州学习时，东团总部队从惠州青年抗日先锋队中抽调了7人来我们队，成立了东团第三分团，1939年改为博罗队。”在市区桥西尔雅巷居住的86岁老人吕平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东团的经历。

    那时我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博罗的响水、新作塘、公庄、罗浮山等地。刚去博罗时，只见县城被日寇炸得满目疮痍，人民饥寒交迫，很多人得了疟疾，境况十分凄惨。我们将南洋华侨捐赠的金鸡纳霜发给人们治病，给贫苦群众送棉衣。而队员的处境也很艰苦，刚去时没地方住，十几个队员挤在祠堂的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床，跟乡亲借来几块门板，用泥砖垫起来就当是床了。队员的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抗日。1939年，经我地下党的推动，博罗县政府在黄田牌天主教堂举办了“博罗县抗日自卫团干部训练班”，我地下党员胡展光主持实际工作，东团抽调了我和另一名团员去当学习骨干，在城内及麻陂、公庄、响水、长宁、福田等乡动员了近百名青年参加培训。训练班完全采用陕北“抗大”的教学形式和军事教材，学习毛泽东、朱德的抗日理论。由于形势紧张，虽然这期训练班仅办了1个多月，但我们抓住有利时机，传播革命思想，从进步青年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博罗，我们常常要翻山越岭，深入到偏远的农村进行家访，向农户宣传爱国、抗战思想。

    1940年初，国民党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月底，博罗队23名队员被捕入狱，当时我因病已经请假回香港治病，得以免遭囹圄之苦。事件发生后，香港党组织将事变情况通知我，要我迅速返回惠州团部归队。当时被捕的同志被关押在惠州元妙观——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政治部的临时拘留所里。我在团部一位女同志的陪同下，将从香港带回来的棉衣等物品送到监狱交到同志手中。随后，我跟随东团副团长刘宣调到河源县城，参加东团河源队工作。博罗队被捕的同志被押送到韶关，路过河源时，我混杂在人群中赶去慰问他们。后来在团总部和南洋救乡总会的努力下，这些同志才被营救出来。

    “博罗队事件”发生后，博罗县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了极大打击，然而我党在博罗培育的革命青年按照党的指示，分散到全县各地，以教员、商人、职员等公开职业作掩护扎根群众之中，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3月，我经博罗县地下党员介绍，与另两名同志到博罗埔前小学当教师，我改名为吕文彬，开展地下活动。我们以日校和夜校为基地，继续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第二年1月，因国民党特务告密，我们的身份暴露，当时我在香港度寒假，知道不能再回博罗，就留在香港教书，并开展地下活动。直到1949年秋，我才又回到惠州。

    在惠州、紫金、河源、龙川、和平等地街头表演舞台剧，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

    时下的夜晚，西湖平湖门一带华灯闪烁，西湖百货、麦当劳、各种珠宝店、服装店灯火通明，街上游人如织，商业步行街入口的小广场上，大屏幕电子荧光屏在播放新闻节目，不少人就坐在广场上观看。家住西湖边的黄伟文老人常会到这里来散步，同样的地方，与60多年前相比，已是换了人间。那时，还是妙龄少女的黄伟文常在平湖门前临时搭建的简陋舞台上表演舞台剧、街头剧，向群众宣传抗日。那时，惠州城被日寇的战机炸得到处破破烂烂，人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

    “我家几代人都在香港，我是地道的香港人。祖国被日寇侵略，同胞在受苦受难，我们都感到非常愤怒。1939年我18岁，这一年我回到东江地区参加曾生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队，被分配到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属下的流动剧团，以舞台剧的形式在东江地区宣传抗日。”黄伟文老人回忆，那时是瞒着家里人偷偷回来的。“要是家里人知道了，肯定不让我回来，太危险了。所以我就偷偷走，后来才写信告诉他们。这是没办法的事，没有国哪有家，我一定要回来参加抗日。”

    流动剧团的活动在惠州大约一年时间，在城里、水口、马安、横沥、澳头等地流动演出，主要表演《放下你的鞭子》、《渔光曲》等剧目，以艺术的形式唤起民众抗日的热情。黄伟文老人说，在惠州城里，他们住在荔浦风清，经常在平湖门一带演出，附近（即现在的西湖百货旁）有城墙，有一个地下防空洞，空袭警报响起时，他们就跑到防空洞里。有时来不及跑了，就就地趴下。“飞机的轰鸣声、炸弹爆炸声，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什么都听不到，当时以为自己死了。飞机走了之后，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她亲眼看到，有的人被炸伤了、炸死了，景象十分凄惨。

    后来，流动剧团辗转到紫金、河源、龙川、和平等地演出，宣传抗日，剧团也由开始时的十几个人发展到60多个人。黄伟文老人说，剧团走到哪，就在当地的群众家里吃住，与群众的关系很好。因为国民党的压迫，不久剧团解散了，黄伟文老人后来参加了东江纵队，搞政治宣传工作。

    “与那些牺牲的同志相比，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了，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每天都可以到西湖边散步。”黄伟文老人感慨地说：“60多年眨眼就过去了，惠州的变化太大了，我可是看着她在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