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活泼的4岁妹妹进入难民营后，每天被日本人强迫打针,一周后的一天半夜，妹妹死在我的怀里

    郭来有：女，今年83岁，原为广州市芳村人，小时候的名字叫郭秋燕，逃难来到博罗县罗阳镇后，被收留她的人家改名为郭来有。

    我家有6口人，妈妈在家当家庭主妇，爸爸是个“猪肉佬”，他的生意不错，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很好。但在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的时候，我们家的一切都被改变了。

    那年，日军对广州接连不断地轰炸，我们全家被迫逃回了南海老家。但在南海老家父母没工作，一家人生活过得非常艰难。广州沦陷后，父母亲为了生活，只好又回到了被日军占领的广州城。当时的广州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瓦砾。父母亲想尽办法都没找到工作，就四处讨饭吃。眼看我们4个小孩快要饿死了，这时，父母亲听到日本人到处宣传，说他们办的儿童难民营是如何如何好。父母亲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不饿死，就将我和4岁的妹妹送进了日本人办的难民营。

    我和妹妹进难民营后，每天早上都被强迫打针，针是从屁股打进，用的是10厘米左右的针筒来打，这些针肯定不是治病的，因为全部人都要打针。还有我们每天吃的米饭白得很不正常，白森森令人害怕，听人说这米饭里面放了东西，才有这么白。我妹妹刚进难民营的时候，天真活泼，但住进难民营一个星期后，一天半夜就突然死在我的怀里了。我发现妹妹死了，就拼命哭喊着妹妹的名字，一直哭叫到天亮。天亮以后，日本人发现我妹妹死了，才叫人来将妹妹的尸体收走，扔进难民营的一间屋子里。难民营每天都要死很多人，有两个中国人专门收尸体，每天从早上忙到中午才能把难民营当天的尸体收完。

    我看到每天都死这么多人，心里很害怕，就想办法逃走。在一天夜里，我和几个小孩趁着哨兵打瞌睡，偷偷地逃了出来。我走了一夜的田埂路，一直走到天亮，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芳村父母的身边。后来听说，没逃出难民营的孩子很多被害死了，剩余的孩子也被日本人不知带到哪里去了。

    有一位博罗人来广州探亲，住在我家的隔壁，父母就向他打听博罗一带的局势怎么样，那位博罗人说还算比较平静。不久，我父亲饿死了，我母亲只好带着我和两个弟弟跟随那个博罗人来到了博罗县。我被县城一钟姓人家收留；大弟弟被博罗县罗阳浪头村一家人收留；小弟弟暂时没有找到收留人家，就跟随妈妈生活。没想到，心力交瘁的妈妈来到博罗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妈妈死的时候才30多岁。临死前，妈妈叫小弟弟来找我，但我也没有办法养活他，就找了一钟姓人家收留了小弟弟。

    虽然妈妈告诉过我大弟弟住的地方，但我一直没能找到他，后来听说大弟弟参加了革命队伍。1949年10月16日，博罗解放了，解放军进入博罗县城，我的大弟弟也跟着进城了。入城当天晚上，大弟弟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我家，我们两姐弟分开多年，终于在博罗解放这一天团聚了。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来了，我的父母和小妹妹不会死去，我和两个弟弟就不会分开。是日本鬼子把我的家害成这样的，我恨死了日本鬼子！

    我原是香港人，那天，从电影院出来，我就被日本兵抓走，投进了香港难民营,在难民营里人人每天都被强迫打针，每天都有十几个小孩因打针死亡

    何育财，男，今年75岁，1931年出生在香港，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现为博罗县柏塘镇低坡村委会人。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一天，我和几个同伴钻进一家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出来的时候，街上戒严，我被日本人抓走，投进了难民营。我呆的这个难民营是专门收留小孩的，一个木棚打着3排地铺，睡着几十个小孩，大家挤得密密麻麻的。难民营里很多小孩都在哭着找自己的父母。难民营每天提供两顿很稀的碎米粥，每天早上每人打完针后才能吃粥。每天都有十几个小孩因打针死亡，我看了非常害怕，我怕我会死在难民营里，日夜都在哭，想出去寻找家人。

    难民营周围都用铁丝网围住，门口有人放哨，不准任何人外出。晚上12点后就在铁丝网上通电，天亮才断电，防止难民营里面的人逃跑。有一位被日本人抓来照顾我们的阿婆，她看见我哭得那么可怜，就教我在晚上铁丝网没通电之前爬过铁丝网，我按她的方法在一个晚上爬过铁丝网，逃了出来。

    逃出难民营后，一次在街上讨饭时，又被日本兵抓住送上了军舰，军舰在海上行走了一段时间后把我们丢到深圳海岸边就不管了。上岸讨饭期间，有位在龙岗墟镇上卖鸡的博罗县柏塘人，见我长得还算机灵，就把我叫了过去，说要带我去找碗饭吃。我听到有人能为我寻找一条生路，就二话不说，跟这个人走了。我跟着这个柏塘人走小路，翻大山，不知走了多久，才走到博罗县的平安镇，在平安镇一户人家呆了一个多月后，才在柏塘镇低坡村找到收留我的人……

    经过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很想寻找回在香港走散的妹妹。解放后，我曾经多次写信给香港红十字会要求帮忙寻找妹妹，但都因线索太少，香港红十字会无法找到我妹妹和家人。现在只有我母亲留下的一块日本明治年代的硬币，被我缠在腰间保留下来，使我时时不会忘记60多年前那悲惨的一幕。

    小脚的母亲带着6岁的孩子，离开广州翻山越岭辗转来到柏塘鹅寨，嫁给了当地一名单身农民，但继父没法养活我们母子俩，只好再为母亲寻找收留的人家，母子俩活活被拆散了

    张焕带，男，今年71岁，原为广州市人，现为博罗县柏塘镇鹅寨村人。

    我是广州人，其实我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也不知道我真正的年龄，现在我姓张是随我养父姓。我从小亲生父亲就去世了。日本兵侵占广州时，百姓举家外逃，偌大的广州城走得空荡荡的，我母亲也带着我逃出了广州。出了广州城，我们母子俩不知该往何处走，有一位在广州做生意的博罗县横河人，说可以为我们母子寻找一条生路，母亲就带着我跟他走。为了躲避日本人，我们都是挑小路走，一路上我们过得很凄惨，边走边讨饭吃，我脚都走起了泡。我母亲是个小脚女人，走远路更是辛苦。但为了能生存下去，母亲也只好咬紧牙关继续走，脚磨破了，鲜血直流。

    我们经过龙门麻榨，博罗平安、横河，翻山越岭终于来到柏塘鹅寨村。到了鹅寨后，经人介绍我母亲嫁给了当地一个姓张的单身农民。原本以为经过这么艰辛的逃难，现在的生活可以安定一下了，没想到，更悲惨的事还在后面等着我。母亲是个小脚女人，原本在广州根本就没做过农活，来到鹅寨后，没办法下田干活，我和母亲只能靠继父养活。我的继父只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农民，他挣钱很少，没办法养活我和母亲两个人。别人看见我家的情况后，就给我继父出主意：留下我来做儿子，把母亲给别人带走另寻生路。

    我和母亲是农历正月来到鹅寨的，还没住上一个月，我和母亲就被迫分开。母亲不肯离开我，但被人硬拖着走了，母亲边走边哭喊，我也拼命哭，挣扎着要跟母亲走，但被大人抱着不准跟母亲走。就这样，我和母亲分开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母亲一直杳无音信，我估计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母亲走后，继父去帮人打工，每天挣回一点米。白天继父不在家，我只好自己煮饭吃，我年纪太小不会煮饭，经常饭做成粥，或者把饭煮糊了，饭里放点盐就凑合着吃，当时我仅五六岁，真是凄凉。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我怎么会和母亲分离？小小年纪就要逃难、独立生活呢？日本鬼子真是可恨！  本报记者朱如丹 特约通讯员徐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