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让经济社会获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做重大的决策时，要正确评估看是否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以避免决策的失误。

    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决策失误。但是，决策失误又失误在哪里呢？我们的每一次重大决策不都是经过了若干次“论证会”，并都有一大叠“可行性研究报告”吗？其实，以往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大都只注重论证其“可行性”而忽略其“不可行性”，只注重“证实”的一面，而忽视“证伪”的一面。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认为，一种理论之所以称为科学，并不在于它能被经验所“证实”，而在于它能被经验所“证伪”。决策也一样，一项决策正确与否，也要经受“证实”和“证伪”两个方面的缜密论证。

    “可行性研究”是重大决策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和环节，专业称之为“预可”研究，“预可”研究本身应当具有两维性，即“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然而，过去我们的许多“可行性研究报告”只注重了“可行性”这一维，丢掉了“不可行性”这一维，把“是否可行？”这个疑问性命题当作一个肯定性的命题，于是围绕着“可行性”大做文章，从经济、市场、技术、资金等各方面寻找“可行”的证据，当然其结果必然是“可行”的，即使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及某些不利因素和风险因素，也是作为一种装饰而已，其真实目的还是在于论证其“可行性”。君不见诸多所谓“关于某某某的可行性报告”不都是列举了那么多的“可行性”依据吗？可就不见“不可行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凡是作为可行性研究的项目，大抵都是“可行”的了。另外，在诸多“可行性”的“依据”中，还有一个权衡利弊、通盘考虑的问题，有些项目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也许是可行的，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是不可行的；有些项目从技术的角度考虑也许是可行的，但从市场的角度是不可行的；有些项目从劳动就业的角度考虑是可行的，但从环保的角度是不可行的；有些项目从单个项目考虑环保也许是可行的，但从多个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来看是不可行的。我们要把环保问题、社会问题作为可行性的前提，所以，项目立项要“环评前置”，那就是说，要把该项目可能对环保、社会造成的长远影响放在突出位置，凡是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而又无力治理，凡是影响到社会安定和长远利益的项目，不管它将对地方发展带来多么大的利益，在决策时都必须慎之又慎，都要从可行性和不可行性两个方面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研究。

    “不可行性”研究机构应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保证研究的客观和公正。实际上，“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本来就是矛盾统一体，研究决策的“不可行性”本来是进行可行性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鉴于目前可行性研究存在着只“证实”不“证伪”的弊端，所以，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特别注重“不可行性”研究。

    现在不少所谓可行性研究只研究“可行性”，刻意规避不可行因素，“可行性研究”蜕化成了“可批性研究”。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投资的风险代价，运用“证伪法”，加强“不可行性研究”。加强“不可行性研究”既是一种阳光工程，也是一个扩大公众知情权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将项目是否可行、投资方式、手段和效果等问题置于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以实际行动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单位：市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