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东雄郡人文蔚起梁化旧邦古韵绵长

　　明代礼部尚书韩日缵画像。

　　驰名中外的“惠州三杰”廖仲恺、邓演达、叶挺等英雄人物名震天下。

　　惠州历史上是广东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州县之一，书院林立、学宫遍布，丰湖书院更是位列广东四大著名书院。 钟畅新 摄

　　在横岭山出土的青铜鼎。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惠州，逐步从农业经济区向新兴工业化、现代化城市迈进。图为合江楼夜景。王建桥 摄

　　编者按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贻伟在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指出：“如何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彰显千年古城的精神底蕴？对惠州来说，不仅要传承老一辈改革开放先行者‘敢为天下先’‘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胆略，更要发扬‘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拿出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种精神，争取跻身全省领跑者方阵。”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岭东雄郡”惠州历史文化的概况和特点，今日《惠州日报》特刊发此文。

　　“惠之为郡，东扼梅潮之冲，西接汀赣之胜，北负浈韶之重，南瞰渤海之险，崇山奥壑，蛋岛鲸宫，不二三百里而遥，诚雄郡也。”

　　明代进士李义壮所撰《重修惠州府城记》里的寥寥数十字,高度概括出惠州独特的地理形胜。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惠州知府何伟将府署前的“雄镇岭东”木牌坊，改建为刻有“岭东雄郡，梁化旧邦”的石牌坊，与雄伟的惠州城池相辉映。自此，“岭东雄郡”、“梁化旧邦”成为惠州雄武气魄和悠久历史的最佳名片。

　　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

　　壹

　　梁化旧邦 古韵绵长

　　惠州，这座能让苏东坡“愿作终老计”、“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建置史和近千年的建城史。回望漫漫的历史长河，勤劳聪慧的惠州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成就。惠州的起落沉浮、兴衰悲喜，无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无不打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记。

　　上世纪30年代末，惠州地区就迎来了一个名字叫麦兆良的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考古学家。在1938-1940年间，麦兆良在粤东的惠阳、揭阳、潮安、饶平、五华、龙川、梅县、大埔等县以及福建诸县进行考古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南中国的考古》论文。论文将惠州纳入“韩珠区域”，并认为原属惠州府管辖的海丰是这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地方，有着新石器早期特征的“北沙坑文化”，从而推翻了当时西方认为南中国没有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的结论。

　　根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们就已经在惠州境内的东江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惠州的远古文明。而在惠州地区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贝丘遗址最值得注意。据《南粤文物考古集》，目前发现博罗县有9处、惠城区有2处河岸型贝丘遗址，全部分布在东江两岸。除了贝丘之外，惠州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磨制石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两个显著标志。丰富多样的地下文物证明：惠州远古时期的先民们也和中原人一样，创造和发展着属于自己的社会文明——— 东江文明。

　　据《吕氏春秋》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在今惠州市辖区内曾出现过一个名叫 “缚娄”的百越部落，称“缚娄国”。2000年，考古队在惠州市郊发现一处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300多座古墓群。这一“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以及出土的青铜编钟、发掘的铁场苏屋岗遗址、银岗窑场遗址、梅花墩遗址以及横岭山、曾屋岭墓葬群和大量文物，让神秘的“缚娄国”浮出水面。晋人王嘉所著《遗拾记》对“缚娄国”亦有记载：“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国（与“缚娄”音近，指义实一）”。若从公元前约1000年（周成王七年）算起，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秦军平定岭南止，缚娄古国历经了近千年的时间。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缚娄古国为惠州熏染上了厚重的文明基色。

　　进入秦汉时期以来，惠州虽远在南岭边陲，但早已被中原瞩目。秦末年间，南越王赵佗屯兵梁化，平定岭南；东汉初平年间（约公元190年），僧文简在惠州银岗岭创伏虎台，仅比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的第一间佛寺——— 洛阳白马寺晚120多年。两晋时期，葛洪迁居罗浮山，罗浮遂成岭南道教祖庭……“汉之名郡，越之沃野”，古人如此称誉惠州，可谓名副其实。

　　贰

　　岭东雄郡 雄武气魄

　　自隋朝设郡治开始，惠州一直是历朝的郡、州、路、府的行政中心。明代广东参议汪思撰《惠大记序》云：“夫惠之山，罗浮为大；水，海为大；宫室，以公署为大……治之大，赵佗以龙川令起，为王三世。”认为惠州之“大”，是山川雄丽、海疆辽阔、城池宏伟，又是赵佗的兴王之地，足以雄冠岭东。

　　山之雄，莫如罗浮。清初名士屈大均云：“罗浮之名，自陆贾始言之；而后司马迁称之为南岳佐命。”其实屈大均并不同意司马迁的说法，认为“罗浮在博罗，为天下之极南，罗浮固宜称南岳”，所谓的“南岳佐命”，是“史之陋也”。岳者，山之尊者也。在广东士子眼中，罗浮山就是毋庸置疑的岭南地望，是为“粤岳”。唐代吕洞宾在《寄罗浮道士》诗开首写道：“罗浮道士谁同流，草衣木食轻王侯。”如果说“草衣木食”代表着物质生活的清贫淡泊，那么“轻王侯”就是一股雄迈傲世的心气，充满了对理想道德的执着追求、蔑视权贵的高贵品格。

　　水之雄，莫如大亚湾。位于惠州海域、中国大陆49个领海基点之一的针头岩，是明代郑和下西洋航海地标之一。惠州漫长的海岸线更是造就了自宋代以来就一直举足轻重的淡水盐场，在鼎盛时期的清中期，淡水盐场的产量几乎占据广东的半壁江山。自宋代以来，惠州就是南中国的海防重镇，文天祥在此舟师抗元，郑成功在此血战清兵，中国军队在此誓死抗战……“碣石风高戎马跃，惠阳烟锁野猿号。男儿渴饮单于血，满目干戈莫惮劳。”这是明代万历年间三榜武魁张嗣纲的笔下的平海古城，战旗猎猎，扼守海疆。

　　惠州之水，又有东江与西湖。东江古称龙江、循江、龙川江等，由东往西浩荡奔流，这在“无水不东流”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故《广东新语》云：“或以为无水不流东，此水乃自龙川县夹城十里西流，《道书》最贵逆水，此罗浮所以为仙源。”惠州西湖，因东坡寓惠而闻名天下，人称“大中国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

　　城之雄，莫如惠州府城。惠州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因其四面环水、易守难攻，素有“南中国第一天险”之称，在冷兵器时代未曾沦陷过。唐宋时期建筑府城、明清时期大规模扩建府城并筑敌楼，都极大提高了军事防御能力，特别是明清时期惠州路改为惠州府，军事地位更加显赫。到了战火纷飞的民国时期，惠州因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日军侵略华南的起点、先后四次沦陷、激烈的广惠会战等——— 再次凸显了“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抗战胜利后，惠州名儒吴仕端先生一幅庆祝惠州抗战胜利的对联在当时脍炙人口——— “劫后苍生，有新气象；岭东雄郡，作受降城。”

　　鸦片战争后，惠州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更是孙中山先生和民主革命先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辛亥革命前的十次反清武装起义中，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都发生在惠州。1923年，惠州地区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建立，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区级苏维埃政权之一，被誉为“东江红都”，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惠州烙印。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惠州是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主战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赓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惠州大地上留下了生活、战斗的足迹。1927年，南昌起义军一部到达高潭中洞整编，建立了我军历史上最早的兵工厂、军装厂、红军医院和印刷厂，高潭成为著名的早期革命根据地。1938年，侵华日军由惠州大亚湾登陆，进而占领广州。惠州人民不畏强暴，奋起还击，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惠州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其后与东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组建了威震华南的东江纵队，惠州成为全国十五个抗日根据地和敌后三大战场之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的革命史诗。

　　叁

　　人文渊薮 名人荟萃

　　“凡此山川之雄丽，允宜人物之瑰奇。”清代惠州贤太守程含章如此感慨雄丽山川孕育出的人文之盛。

　　岭南自古因受自然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物产明显与岭北不同，比如三国时吴国陆胤《广州先贤传》称：“粤产素多奇瑰之货。”范晔《后汉书》也云：“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这些中原所罕见的丹材，几乎在罗浮山地域都能找到，难怪两晋以前的罗浮山，成为了天下仙道所向往的“仙灵窟宅”。

　　由此可见，东晋葛洪两次迁居罗浮山，绝非偶然。葛洪在罗浮山写就《肘后备急方》，成为我国传统医学上极重要的一部临床医疗手册，救人无数，千年后又滋养、启迪后人智慧，助力屠呦呦夺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宋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寓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中，被“惠州风物之美”深深触动的苏东坡，写下了587首诗词、散文和序跋。在古代，没有一个作家能像苏轼那样广泛大量、那样细致准确、那样生动活泼地记写惠州的风物。而惠州又是全国苏迹最多的城市，除了白鹤峰、合江楼、嘉�趟氯�处著名的东坡遗迹外，与东坡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址还有数十处之多，西湖孤山王朝云墓、东坡故居留下的“东坡井”，更是全国仅存的有史料依据的两处苏东坡遗迹。东坡引进的中原先进农耕文化和生产技术，以及敦厚待民、重教兴文的理念，更是开启了惠州此后1000多年崇文厚德、包容四海的文化风气，惠州因东坡扬名四海。

　　同样与惠州结缘的历史名人可谓恒河沙数，多达数千人。唐庚、杨万里、刘克庄、白玉蟾、文天祥、罗从彦、湛若水、伊秉绶、宋湘、梁鼎芬、康有为等一批名宦重臣、文人学者相继踏足惠州，更令惠州“风气人文又一番”，为惠州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构成了惠州文化的独特内涵。据统计，吟咏惠州，作品见诸文献的外籍作者多达3000余人，诗作接近4万首，作者、作品数量与《全唐诗》相当。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这是明代博罗人韩晟《谒豫章祠》纪念宋代理学家罗从彦的诗句。罗从彦任官博罗时，在罗浮创建钓鳌书院读书著述，聚徒讲学、育教人才，在岭南播下了宋代理学的首批思想种子，为开启惠州文化教育一代新风立下大功。

　　惠州历史上是广东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州县之一，书院林立、学宫遍布，丰湖书院更是位列广东四大著名书院。至明代嘉靖年间，罗浮山已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学界瞩目的亮点。屈大均就曾指出：“是时湛甘泉（若水）治朱明，方西樵（献夫）治金牛，其后黄泰泉（佐）治泰霞，庞弼唐（嵩）治黄龙，叶絅斋（春及）治石洞，于时讲学之盛，海内莫有过于罗浮者，罗浮遂为道学之山。”

　　文化的兴盛，带来观念的解放，催生了一代又一代惠州籍风云人物在中国历史天空中星光闪耀。南宋“省元”张宋卿、三朝宰相留正、晚明兵部尚书叶梦熊、礼部尚书韩日缵，理学大家杨起元，以及清代“吉隆坡王”叶亚来、“铁笔御史”邓承修等杰出人物彪炳史册；近现代史上，一大批民主志士和革命家挺立历史潮头，孙中山的“第一位革命同志”郑士良，七女湖起义领导人邓子瑜，黄花岗起义烈士罗仲霍，民国名将邓铿，驰名中外的“惠州三杰”廖仲恺、邓演达、叶挺等英雄人物名震天下。在我国八大民主党派中，有三个党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出于惠州。惠州还是近现代一批著名艺术家和学者的故乡，中国现代音乐理论家青主（廖尚果）、著名歌剧作家陈紫、著名书法家秦篔生、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著名生物学家任国荣等著名人物，都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结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惠州，秉承雄武性格和革新精神，再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攻坚克难，逐步从民贫城弱的农业经济区向新兴工业化、现代化城市迈进。城市的高速发展，丝毫不影响惠州更加珍视自己的文脉，更加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代诗人江逢辰对惠州历史文化地位的审视和概括广为流传。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先民留给惠州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是岭东雄郡丰厚的精神土壤，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借鉴和依托的文化力量。今天，我们挖掘和弘扬“岭东雄郡”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就是为了更好地赓续岭东雄郡的精神血脉，恢弘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开创惠州争创国内一流城市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版文字 严艺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来源：2018年10月06日《惠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