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天堑雄堡 华南锁钥

　　引言

　　岭东雄郡，是雄伟城池的地理和文化表征，也是惠州城市精神和性格气质的鲜亮而独特的名片。文化是历史的积累和凝结，是城市的灵魂和血脉。我们梳理惠州雄武精神气质的军事文化源流，目的在于为建设国内一流城市注入“精神基因”，实现雄武精神文化气质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转化，使之激发成为建设国内一流城市的历史养分、现实力量和精神支撑、强大动力！

　　岭东雄郡，雄镇华南。

　　惠州作为镇守岭东、屏障省垣的重要门户，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综观人类数千年的战争史，有80%的战役都是在相同的地点展开的。这些地点不但对于军事、战略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性价值，而且对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亦具有关键性作用。这些城市、要塞所在地，即谓之“兵家必争之地”。

　　清咸丰七年（1857）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处在战火边缘上的惠州，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军事要冲的重要地位——两广总督黄宗汉“以省垣不靖，驻节惠州，以控华夷”，锐意收复广州。处处受制的侵略者无奈之下，只能一面扬言出兵惠州“掳捉黄总督”，一面胁迫清廷撤办黄宗汉。

　　翻开惠州的军事历史长卷，仿佛走进了烈马嘶鸣、壮士悲歌的古代战场，肃杀之气迎面而来。那一段段气势若虹的城墙要塞，一座座阅尽沧桑的烽火炮台，一处处声名远播的昔日战场——述说着南宋文天祥入船澳舟师抗元，明代俞大猷的靖海抗倭，南明政权反清复明的最后根据地，太平军与清军的胶着战区……进入近代，惠州更是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清第一枪在这里打响，国民革命军东征在这里胜利，入侵华南的日军在这里登陆，东江纵队在这里成长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图三虽然经过600年的沧桑，平海古城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着四座城门楼、部分城墙；

图二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清咸丰归善县交通地图，府县双城的军事防御格局在我国较为罕见；

图三昔日雄伟的归善县城墙，据江守险，颇有万夫莫开之势。

　　壹

　　华南锁钥，

　　清代广东最高军事机关

　　惠州地处五岭之东，故有“岭东”之称。《读史方舆纪要》称惠州“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梅之襟要，壮广南之辅扆，大海横陈，群山拥后”——把惠州“粤东门户”的战略地位阐述得极为精辟透彻。

　　“岭东”是一个地理概念，广义上是指广东的东部地区。清康熙年间广东左布政使冯如京在《岭东初政序》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岭东者何？乃百粤五岭之东，郡隶惠潮，设藩臣以控辖其地焉者也。”“岭东”包含惠潮两府，明代设岭东道，清代设惠潮道，分守岭东道、惠潮道的主官，主司军事国防之责。

　　明清时期的惠州和潮州均称“岭东雄郡”，在海防上，潮州重于惠州，南澳是广东首屈一指的海防重镇；在陆防上，惠州又重于潮州，因为惠州一旦失守，广州立马无险可守，必定失陷。因此明清以来广东尤其重视惠州城池和惠州西湖的建设。明弘治年间岭东兵备道陶鲁视察惠城时，发现惠州“郡城三面滨江，一面临湖以为险”，马上意识到惠州西湖是拱卫省城的关键，说“向使此壤不湖，万兵可屯，为受敌之地”。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叛将李定国在广东攻城略地，郑成功又以台湾为“东都”出兵广东沿海，广东军务日益紧张。为有效控制战局，清廷“命广东提督驻扎惠州府”，加强和协调广州东部地区军事海防力量，节制全省水陆军事。

　　历史证明，清廷让惠州成为广东提督驻地是明智之举。清初时期清军与郑成功势力的反复拉锯，基本上都发生在惠州辖境，直至康熙十六年（1678）才由清军平定战局。康熙五十二年（1716），广东提督王文雄将惠州各营陈师西湖，迎接康熙帝“御书”，军容之盛远近莫比，令钦差大人交口称叹。

　　嘉庆十五年（1810），清廷将原属广东提督的水师析出，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员，驻扎虎门。此后广东提督更名“广东陆路提督”，节制全省陆路各镇军事。道光年间惠州知府江国霖赞曰：“国家定制，以陆路军门驻扎郡城，自岭以东锁钥寄焉。”

　　到了战火纷飞的民国时期，惠州因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日军侵略华南的起点、先后四次沦陷、激烈的广惠会战等等），更加体现了“锁钥”的作用和荣誉。1946年，民国《大公报》记者杨纪在《战时西南》书中点明了惠州的国防意义：“‘岭东雄郡’的惠州，城东当东西两江会流之所，为国防第四线——华南的锁钥。”

　　抗战胜利后，广东省四区行政专员公署即设在广东陆路提督府故址。1947年《申报》特派记者梁风特地前往造访，看到专署大礼堂屋顶的正梁上刻有“大清同治十年署广东陆路提督军门阳江总镇府干勇巴图鲁卫佐邦重修”的字样，感慨道：“像这样一个全省最高的军事机关，当时不设在广州而设惠州，也可见他并没有忽略这地方的军事价值了。”

　　贰

　　天堑雄堡，惠州府城固若金汤

　　“铁链锁孤舟，浮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这首耳熟能详的惠州民间谣谚，告诉人们一个既是兵家必争，但又固若金汤的惠州城池。

　　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其关键就在于两个字——“险”与“要”。非“险”，不足以固守；非“要”，不足以重视。惠州府城的所在之地，充分体现了它的军事险要地位。

　　惠州府城的“险”，在于其四面濒水，即便有千军万马来攻，也无法排兵城下；惠州府城的“要”，在于其控扼广潮孔道，既能屏障省垣，又能接应赣潮。

　　如此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在古代必有雄伟城池的营建。惠州府城城池在宋以前无考，入宋后有城但窄小。明洪武三年（1370），知府万迪与守御千户朱永率军民开始扩城，到洪武二十二年竣工，自此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惠州府城的规模和格局。

　　惠州府城自建成后修缮不辍，有记录的修复工程达20次之多。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惠州知府江国霖主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府城城墙修复。江国霖倡议率官民照城墙旧基一律翻新，改西门为平湖门，改小西门为环山门，改南门为遵海门，惟北门、水门、小东门、东门照旧。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修葺城墙的费用全是绅民捐输，剩下的费用被用于经商生息，“为随时修葺之用”。据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咸丰元年（1851）上奏的《奏为官民捐修城垣等工完竣请旨分别奖励事》和《惠州官民捐修城垣等工员名银数清单》，参与捐输的惠州绅民达300多人（捐银二百两以上），共得捐银65131两。

　　修葺一新的惠州府城墙，“砲台二十有八，相地势之扼要而碁置焉；瓮城五，高厚一如城式；城楼七，各高三丈四尺有奇”，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翟火姑部起事，惠州周边的博罗、河源、东莞、增城、龙门、从化、惠来等相继城陷，因惠州府城之坚固，“数百里内皆来保于惠城”。

　　闰七月，太平军将领翟火姑拥数万众屯踞惠城东南花边岭，分兵二路，一路围归善县城，一路由飞鹅岭进攻惠州府城。然西湖天险让翟火姑无计可施，再加上惠州独特的府县两城互相照应，使得翟火姑“环攻十余昼夜，后知其不能动摇，乃引去”。不甘失败的翟火姑在惠州城郊盘踞年余，始终无法攻陷惠城，直至次年八月被清军里应外合，一举歼灭。

　　清末博罗诗人张隽用诗《西湖行赠周剑虹广文》记录了惠州府城的天堑雄风：“起登孤屿纵目望，城通西湖湖通江。此湖岂独风景好，形势百粤推无双。左控潮梅右交广，七营军驻气势庞。忆昔粤寇攻累月，虏骑万队旗千橦。太守征兵扼汤堑，将军拒敌森牙幢。贼难飞渡解围去，不敢再犯梁化邦。”

　　惠州府城号称天堑并非过誉。它在冷兵器时代从未被攻破，就堪称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1925年10月19日，国民革命军东征凭借现代热武器攻破惠州府城，这是惠州府城千余年来第一次被攻克。战后视察惠州城的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从东门登城，循南门、西门、北门而至中山公园，见“惠州城墉之固，城橹之高，叹从未之见”。或许正是出于如此居心，蒋介石竟在10月28日发布了拆毁惠州城的布告，称“惠城处东江之上游，扼潮梅之咽喉，墉郁址坚，三面环水，自宋迄今，迭经战事，未闻攻克”，为免“叛逆据之，以为祸国殃民之资”，必须“亟予拆毁”。

　　悲哉！千年府城的雄伟城墙遭此一劫，诚为惠州乃至广东战争历史上的一大惨痛损失。抗战时期，因城墙被拆导致惠城失去保护，致使日寇数次长驱直入惠城，烧杀奸虐，为惠州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如今绝大部分城墙已不复存在。目前，明清惠州府城仅残留了北门附近数百米长的古城墙，残石斑驳，仿佛在诉说着古城的沧桑与风云变幻。

　　叁

　　海防重地，平海所城扼守海疆

　　“碣石风高戎马躍，惠阳烟锁野猿号。男儿渴饮单于血，满目干戈莫惮劳。”明代万历年间三榜武魁张嗣纲如此诗赞平海所城的戍边战士。

　　位于惠州海域的针头岩，是中国大陆49个领海基点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航海坐标。惠州“东扼梅潮之冲，南瞰南海之险”，历来为兵家所必争，建于明初的平海所城驻军屯田，扼守海疆，更是南中国的海防重镇。

　　洪武二十七年（1394），位于惠东沿海的平海所城建成，其兵制隶属碣石卫管辖。平海所城“周围五百二十丈，高一丈八尺，雉堞八百七十一。为门四，敌楼、角楼各四，窝铺七”，驻军447名。此后，平海所城成为惠州东南门户的重要海上防御堡垒。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来被视为畏途。明清时期的惠州海域，海盗横行，晚明礼部尚书、博罗人韩日缵称“归善、海丰濒海诸村落，被海贼掳掠祸剧矣”。“海贼”，指的就是倭寇。

　　倭寇荼毒海疆，始于明洪武年中期，至嘉靖年间，倭寇更为嚣张，使得粤东海疆几无宁日。万历三年（1575），岭东道伸威副使孙光祖称惠州“勃海洪涛，崇峦叠嶂，倭夷之出没，寇盗之陆梁，环数千里，莫可搜诘”。

　　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猷任广东总兵。当时惠潮倭患泛滥，真假倭总计3万多人，他们与沿海的峒蛮诸部互相勾结，大掠粤东沿海，使得当地民不聊生。俞大猷与其他明军将领不同，并不是单凭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军，而是恩威并用，招抚农民军为己所用。在俞大猷的感化之下，一度臭名远扬的惠州山寇伍端也加入明军，“杀倭自效”。

　　俞大猷此举取得巨大成功。新加入俞家军的农民武装，稍经整训后，便投入了激烈的抗倭战斗。战斗中，伍端率所部2000精锐奋勇冲杀，配合俞军取得大胜，仅在海丰的大德港之役就擒杀2000多倭寇。经数月激战，俞大猷歼灭侵扰潮州、惠州的倭寇2万余，至此，广东倭患才暂告平息。

　　时间进入清代，平海所城的海防作用更显重要。清初归善县令孙能宽在《修平海城垣记》指出，平海城“以地当洋海，右有虎门、墩头之砰訇，左有柘林、南澳之洶涌，海国游魂易聚生奸，故建城以镇之至握堑也”。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加固平海所城，并在所城前沿相继筑有大星山炮台、盘沿港炮台、墩头港炮台、东缯头炮台、吉头炮台及一系列烽火台，形成一道森严壁垒的海防线。

　　肆

　　革命名城，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

　　惠州毗邻广州，据守通衢，交通便利，八方来客人流汇聚，信息、文化交流频繁。居民开放，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传播和辐射。清末，民主革命观念在惠州大地生根发芽，孕育了惠州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得意门生、惠州名士欧榘甲受孙中山的影响，革命意识觉醒，以震人心魄的话语，发出了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号召：“故必有大英雄大豪杰崛起，而涤荡犬马奴隶之世界，而为人类最贵之世界，开豁黑暗地狱之世界，而为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则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

　　如果说欧榘甲代表惠州觉醒士子发出了时代最强音，那么被称为孙中山“革命同志第一人”的郑士良，则是将革命付诸了实践。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领导10次反清武装起义，两次在惠州发生，即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和1907年的七女湖起义。其中，郑士良领导的三洲田起义被孙中山先生誉之为“国民革命的转折点”。

　　1925年2月和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惠州消灭军阀陈炯明，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其在广东成功领导民主革命的总结性事件，也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开始的重要事件之一。东江是国民政府用革命战争手段收复的第一个地区。东征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年仅27岁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现在的惠州、潮州、梅州、汕头、汕尾、揭阳、河源7市共计25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主政地方政权的先河。在东江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是周恩来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起点。

　　惠州高潭是全国首批区级苏维埃政权之一。1922年，彭湃亲临高潭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4月，高潭建立农会和农民自卫军。1925年5月，高潭成立中国共产党高潭特别支部。1927年4月，海陆惠紫地区人民为回击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屠杀政策，在彭湃任书记的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举行东江第一次武装起义。同年5月，中共东江特委和各县农民武装转移到高潭中洞地区，展开武装斗争的前期准备工作；10月，南昌起义部队的第十一军24师余部进入中洞，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称红二师），在高潭建立了红军第一间军装厂、第一间兵工厂、第一间医院。11月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高潭成为东江地区重要的红色苏区。

　　高潭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特殊的一页和地位，“忠诚如铁、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高潭革命精神，成为惠州红色文化的亮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惠州又是华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犯华南，于大亚湾登陆，攻陷淡水、惠州，进而占领广州、香港。惠州人民奋起反抗，两次“广惠会战”重挫侵华日军。1939年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后发展壮大为东江纵队。惠州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十五个抗日根据地和三大敌后战场之一。

　　伍

　　用武之邦，岭东雄郡的雄伟气魄

　　“惠之民俗多强悍，盖赵佗之余习。”古人在概述惠州人性格的时候，大多会用到“强悍”一词，认为这是南越王赵佗留下的精神遗产。

　　赵佗留给惠州乃至岭南的文化遗产，其一是播下了人才的种子。史官称：“赵佗为龙川令，龙川今广东惠州地，郡亦置材官、武士之类，领谪戍兵。”意即赵佗在惠州、龙川留下了一批统领兵卒的文官武将。其二是传承了南越族尚武好战的精神。在赵佗统治岭南之前，“粤人之俗，好相攻击”，骁勇善战的南越族一度挫败秦朝的虎狼之师。难怪明嘉靖《惠志略》这么为惠州定位：“惠州，古用武之邦也。”

　　明嘉靖四年（1525）冬，惠州知府顾遂新官上任，下车即向惠州长者“问俗”，想了解惠州人是怎么样的性格。有人给顾遂举了一个例子：“东平王公度者，隐居约处，特立独行。靖难师起，屡疏陈大计。文庙继统，召公责问，公不屈而死。”这个“不屈而死”的王度，可谓是惠州“强悍”精神的代表人物。

　　惠州人又极具胆识。惠州话中的“够搏”、“有种”，都用来形容有气魄、有胆量的人。而一个人的胆识，三分之一来自于先天性格遗传，三分之二靠后天的历练而成。

　　清末惠州名士、著名报人欧榘甲曾这么高度概括：“惠潮嘉一带，禀山泽之气，故其民刚健猛烈，朴鲁耿介，胜于他土。”中外文化学者都认为：自然环境对于形成人的文化特性有很大关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的人群所构成的人文环境，更是造就人的文化特性的直接孵化温床。所以，惠州所特有山川险要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涵养了惠州人雄武而极具胆识的文化特性。

　　山川险要的惠州为何涵养雄武胆识？民国惠州学者谢佐之分析原因，其一是耕地的缺乏，粮食的不足，驱迫惠州人勇于向外谋求发展；其二是交通的艰阻不便，又比较能够保存惠州固有的风俗和习惯，故惠州“向外扩展的精神，为国内著名之族系”。对于惠州人的冒险精神，他亦有精辟论述：“惠人生性冒险，只知进取，至于前途有无困难与危险，他们每每不管。”

　　惠州历史上长期驻军屯兵，周边寇患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朝不保夕。受尽苦难的惠州人也因此而养成了奋起保家卫国的自强意识和反抗精神。尚武从戎，建功立业，成为遍及惠州乡邑的民风习俗。中国武术中南拳的五大拳中的李家拳、龙形拳在惠州诞生，这两种拳术可以说是风行岭南大地乃至由惠人带至海外的中华“武林双花”，至今仍薪火相传。

　　入清以后，惠州的武进士、武举人比比皆是；废科举后，考取军校、投笔从戎的惠州学子更不在少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惠州大地出奉王古隆贤、列王林正扬以及“以功封都督”的罗添等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前夜，则又有舍生取义、位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罗仲霍、严确廷，和光复惠州时喋血十字街的陈经。抗战时期，白眉拳第四代掌门人、惠阳人张礼泉自创的“礼泉枪刺术”及大刀术曾大显神威，重挫日寇。更令人们感奋的是惠东高潭，这片漫透着烈士鲜血的圣地，为了革命，高潭地区2800多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三婆、黄星南、江梅、彭泰农……忠烈之士、血性英雄，相望若林，令人感佩！

　　放眼粤东，惠州人的“尚武刚烈之气”，无疑最令人瞩目和敬佩。

　　蒋勤国 严艺超

　　图片均由惠州日报记者严艺超 周 楠 摄（翻拍）

（来源：2019年08月05日《惠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