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御史邓承修 寸土不让震天下

　　清末大儒杨守敬所著的《邻苏老人题跋》一书中，有他专门为《邓鸿胪奏稿》一书所题的跋。文中说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都市小儿，有“勿声张，声张邓铁知之不敢当”之谣。

　　这个“邓鸿胪”和“邓铁”指的就是我市惟一一位被《清史稿》列传的历史名人邓承修。邓承修，字铁香，号伯讷，今惠阳区淡水人，官至鸿胪寺卿。1885年，邓承修奉命会勘中越分界事宜，他在朝廷的重重压力下承担了勘界工作，寸土不让，作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尽管谈判结果无法改变《中法新约》的签订，但是邓承修“即断我头亦不能从”的民族气节告诉我们，他不辱使命。

　　其实，终清一代，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连，站在了时代风口浪尖上的惠州人，仅得邓承修一人而已。他那惠州人典型的硬颈性格，充分体现了惠州士子在晚清大变局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思想品质。

　　为了弘扬邓承修的“铁汉”精神，惠阳区在2015年就开始启动邓承修故居——壶园的修缮工程，2017年工程完工后，又启动了名人主题文化馆的陈列布展工作。据了解，邓承修名人主题文化馆将在年底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由邓承修牵头画押的《粵（桂）越东路初次定界图》，绘于光绪十二年三月初十日。

摄于当时的《越南定界图》，邓承修（左六）与法国的勘界使臣合影。

邓承修遗像。

　　折节读书走杂途，无名部吏入“清流”

　　邓承修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按照传统的断代概念，他可以说是与近代史同呼吸、共命运了。淡水邓氏在当时是地方数一数二的大族。据《淡水邓氏族谱》记载，淡水邓氏始祖邓奕贵于清康熙年间由嘉应州（今梅州）迁入归善，以东江盐务起家，晚年时已积累巨富。这份家底传到邓承修的父亲邓玉樵时依然丰厚，这成了邓承修进入仕途的先决条件。

　　很多人不知道，少年时的邓承修并不喜欢读书，虽然气宇轩昂，但“特习武事”。直到15岁时才去掉武人的习气，折节读书。5年后，也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邓承修不负众望考上了举人。两年后，即同治二年（1863），年仅22岁的邓承修并没有参加会试考进士，而是匆匆花钱买了一个郎中（正五品的京官）来做，签分刑部，成为庞大官僚体系里的一名小部吏。在清朝，靠捐纳出身者谓之杂途，为正途官员所不屑。但是邓承修此举不仅省去了漫长的登甲之路，更是赶上了光绪初年风起云涌的“清流”建言活动。而邓承修自身的贞肃品质，又使他跻身“清流”的行列，继而晋升为晚清名臣，历史从此留下了邓承修的名字。

　　来到北京之后，邓承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所作为。据各种传记显示，邓承修在同治八年（1869）补刑部四川司郎中，同治十二年（1873）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光绪元年（1875）平调江南道监察御史，光绪五年（1879）又平调云南道监察御史。光绪七年（1881），本来有机会外任知府的邓承修，结果又回到了御史的位置上。这时的邓承修，已经在官场上跌摸滚打了整整18年，但是始终没有升迁的机会。

　　尽管如此，邓承修还是牢牢抓住了成为御史言官的这个机会。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把御史言官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邓承修遗著《语冰阁奏议》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邓承修的奏折，除去其中的一封谢恩折和一封请假折外，其余的都是锋芒毕露的弹劾奏章。比如他上任御史之后的次年，就上疏三封，分别严责了广东科场赌风、畿辅水旱成灾、官员子弟瞒考等现象。其中《请斥革贱役捐考以清流品疏》就是弹劾了前任两广总督的门丁黄天锡，揭露了他让儿子通过瞒考取得优异成绩的劣行，让“士林哗然”。

　　时间越往后，邓承修的奏章越犀利。仅光绪五年一年，邓承修首先指向震惊朝野的东乡巨案，所论涉及到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和四川总督丁宝桢。其次弹广东学政吴宝恕，再劾使俄特使崇厚。邓承修奏章矛头所指，就是中央的军机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

　　举一个例子，清代史学家宋玉卿曾在《戊壬录》记载：“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亨以国忌日嫁娶，承修素服往贺，座客疑且诧。俄而弹章上，两亲家罢官矣。”邓承修此举使得贪庸大僚们无不为之震竦。

　　杨守敬在《邓鸿胪奏稿跋》里记述了这么一个细节：在北京时，邓承修与户部主事潘存为莫逆之交，潘存是海南文昌人，有硕学而志不逮。邓承修每有奏稿，经常请潘存代为“笔削”。潘存每每拿到邓之奏稿，总是“趑趄不敢决，谓一上恐遭谴责”，但邓承修不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铁汉，总是“瞠目直视，夺稿而去，翼日则旨下矣”。杨守敬称其为“勇决不顾祸害如此”。

　　据统计，被邓承修弹劾过的大臣有云贵总督张凯嵩、浙江巡抚谭钟麟、户部右侍郎长叙、山西布政使葆亨、湖广总督李瀚章、大学士及军机大臣宝鋆、户部侍郎王文韶、大学士左宗棠，因引人注目的云南报销案而劾工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和礼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左都御史崇勋、山西布政使方大湜、总理大臣行走周家楣等，即使是权倾一时的李鸿章，也因在中法战争中弃战求和而被他参上一本。

　　光绪十年（1884），中法缔订和议草约，邓承修认为“李鸿章定和之疏，嫉刘永福敢战”，且和约丧权辱国，遂对李鸿章飞章严劾，词意极厉，“言之愤绝”。在此之前，粤人御史刘云生已经对此参了李鸿章一本，却因此罢官。邓承修的奏疏交上之后，慈禧交给了李鸿章看。李鸿章对过去台谏所劾，早已习以为常，视为无足轻重，但是看完邓的奏疏后，却咨嗟叹息，认为这是公仲直言，不是一般末学新进之妄议，也不是一些敢于直谏的元老可以比拟的。邓承修敢于向李鸿章开火，而且又没有遭到降黜，一下子就誉满朝野，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星。他的正直和不畏权贵，为他赢来了“铁汉”的称号，从此进入了“清流”名士的行列。

　　这时候的邓承修，已经是广东人的骄傲。“闻先生风烈久矣”的康有为特地给邓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每问讯士友，以古人之清直孤介、正色立朝者，今得先生，甚慕仰。”

　　中法危机获晋升，赴桂勘界受威胁

　　光绪八年（1882），邓承修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御史的位置上荣迁给事中。尽管给事中还是正五品的言官，但比较御史已经高出一级。这意味着，在建言获得成功的邓承修，已经进入到通往六部大臣的宽敞大道，前途无量。

　　就在这个时候，好友杨守敬在他的书里记载了当时社会舆论对邓承修的评价：“及补给事中，于是参权贵无虚日，有邓铁面御史之目。”于是，我们所熟知的“铁面御史”就这样出现在史料记载之中。

　　光绪十年（1884），中法危机逐渐加深，力挺主战的“清流”名士们纷纷将矛头指向主张言和的洋务大臣们。这些尖锐的言论无疑触及了李鸿章的敏感之处，而慈禧的外交利益也遭到了质疑。这就注定了“清流”运动失败的结局。果然，凡是在中法战争前后弹劾李鸿章的词臣和言官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和其他“清流”名士相比，邓承修则显得成熟老辣得多。或许与他宦游时的经历有关，他早已意识到洋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新话题，一味仇视等同于不识时务。因此，在对待中法危机的问题上，邓承修选择了“缓和”，走了一个中庸之道。

　　事实证明，在国家危机面前，中庸之道更容易成为两难抉择时的首选。邓承修能够跳出“清流”的圈子，让慈禧对他青眼有加。果然，邓承修在当年便连续官升三级，先是授内阁侍读学士（从四品），接着又授鸿胪寺卿（正四品），紧接着又兼任总理大臣，能够与京城的巨卿平起平坐了。

　　光绪十一年（1885），让邓承修大展拳脚的机会到了。中法战争之后，谁能胜任复杂而艰险的洋务交涉？有历史学者认为，在“清流”运动告终后，此时的慈禧已经很难找到可以代表国家意志的洋务高手。因为慈禧的难处是，要用洋务能臣，又嫌其过于软弱，一味退让；要用“清流”人物去力争利益，又嫌其只知争执，坏了邦交。因此，有“铁汉”之称，而在洋务问题上又倾向于中庸的邓承修进入慈禧的法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临行前他对慈禧表达了他的意见，“不令他人到占我尺寸而已”，“洋人做事精密，我必吃亏，不可不防”。邓承修“寸土必争”的态度让慈禧多少有点欣慰，事后她这么评价邓承修：“向来办事尚认真，才具亦好。”

　　就这样，“以强项名”的邓承修风尘仆仆赶赴广西，单骑出关，处理中法战争之后的勘界事宜。

　　应该说邓承修是满腔热血地来到广西的。光绪十一年底，他面对法方的领土要求时寸土不让，声言“即断我头，亦不能从”，不惜以生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然而，这腔热血很快就冷却下来。原来，法国的勘界使臣实在拿邓承修没办法，便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向李鸿章施压，而在对外媾和的问题上，慈禧往往又是李鸿章的提线傀儡。李鸿章说，法人达不到勘界目的，势必再挑战争。于是，慈禧忙不迭地给邓承修下了一道要求“按约速了”的玉旨：“惟须相机进退，但属越界之地，其多寡远近，不必过于争执。”

　　看到慈禧出尔反尔，邓承修的心凉了半截，马上上疏抗争，结果自然不被受理。光绪十二年（1886）春，邓承修奏称患病，请暂停议，待秋后再勘。慈禧朝廷对邓承修的态度大为不满，便严旨诘责，在邓承修的奏疏中这么批复：“饰词规避，始终执拗，殊属大负委任。邓承修、李秉衡着交部严加议处，仍遵前旨迅即履勘。傥再玩延，致误大局，耆英治罪成案具在，试问该大臣等能当此重咎乎？”所谓“耆英治罪成案具在”，是指咸丰八年（1858）耆英受命至天津与英、法使会谈，受到侮辱后未获旨即回京而被咸丰皇帝赐死一事，这暗示着如果邓承修继续抗命的话，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

　　面对慈禧以死罪相威胁，邓承修彻底心寒了。除此之外，朝廷对邓承修的告病称之为“负气规卸”。其实，此时的邓承修确实受瘴气所侵，健康一落千丈。事情至此，身心俱疲的邓承修除了放弃自己的政见和人格，还能有什么出路呢？有历史学者称，此时的邓承修很清楚，即便自己以死抗争，还是没有用。他选择了明哲保身，并不等于他的气节已打折扣。

　　中法勘界的经历虽然让邓承修齿寒，但是他“铁汉”的性格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勘查江平、白龙尾段时，再次提出自己的见解，结果又遭到慈禧“勿再鹜此虚言”的警告。这次，官场这块名利场对邓承修来说，已经无异于一杯毒酒，摧残着他的生命。

　　光绪十四年（1888），经过屡屡疏归的恳请，邓承修终于获准开缺，告病返乡。当他与好友李慈铭告别时，本来见惯这种场面的李慈铭仍然感慨万千。后来李慈铭为邓承修撰写的传记这么写道：“朝士得如铁香之归者，有几人哉？知难知止，洁身而退，年甫强仕，归奉老亲，朝廷眷留，天下想望风采。”

　　返乡讲学育英才，来试人间清醒泉

　　邓承修返乡时，淡水这个边陲小镇轰动了。老少妇孺都涌到了淡水河最大的码头去等待这位大名鼎鼎的“铁面御史”。但是，百姓们空等一场。邓承修已经早早在一个小码头下船，悄悄回家了。

　　这个细节恰恰说明了邓承修此时此刻的无奈和伤感。他深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道理，但是他的遭遇竟让他产生了无颜以对江东父老的顾虑。其实，他在家乡人的心目中，始终是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邓承修生命中的最后三年都是在惠州度过的。他把报国无门的热血，统统浇筑在振兴当地教育事业上。他应当地知府之请主讲丰湖书院，教书养母，以卖字帮补家用。次年（1889）五月又在家乡淡水创办崇雅书院，亲任山长，以“端学术，正人心”为学规，为乡梓育教人才。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欧榘甲、郑士良、邓仲元等人，都是师出崇雅。

　　“休论坡老升沉事，来试人间清醒泉”，这是当时他与梁鼎芬议建丰湖清醒泉亭所预拟的联语，字里行间正见其心中对于国事朝政，确有着难以释怀的忧郁。

　　值得注意的是，邓承修与康有为思想契合，相交甚厚。光绪十七年（1901），他得知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传播维新思想，特意遣送自己的儿子邓元翊、邓仲果和高足欧榘甲前往就读。

　　同年十二月，邓承修病卒于家，年仅50岁。邓承修的英年早逝让当时的名士嗟叹不已。张之洞虽然早期因为中法勘界问题与邓承修势同水火，但收悉噩耗后仍感慨地说：“昨痛邓鸿胪之逝，可怜岭南贤士。”康有为则挽以一联：“中年丧我海刚峰，天胡此醉；一老不遗杨复所，人又何尤。”海刚峰即海瑞，海南人，明代有名的清官，刚直不阿。杨复所即杨起元，惠州人，明代有名的理学家，一代文宗。康有为用这两位先贤来比喻邓承修，充满了崇敬之意。

　　邓承修卒后数年，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有感于时局的黯淡，思念前贤，作《岁暮怀人诗》三十六首，其中一首是为邓承修所写：“既死奸谀胆尚惊，四夷拱手畏公名。一篇荐士通天表，独尔怜才到鲰生。”直声震天下的邓承修跃然纸上。

　　百年之后，邓承修墓如今仍默默地驻守在淡水新桥村板子坪养公坑这个小山头上，鲜有人知。邓氏后人告诉记者，邓承修墓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被盗，但盗墓贼并不知道，邓承修早已将毕生俸禄，都奉献给了他亲手创办的崇雅书院和惠州西湖的建设，以致于下葬时连戒指都没有一枚。

　　文：惠州日报记者王昆发 严艺超 图：惠州日报记者严艺超 翻拍

（来源：2019年08月30日《惠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