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延安，我是东江！我是东江！”

　　编者按

　　红色文化是“岭东雄郡”的精神脊梁，红色文化资源是惠州城市精神图谱最鲜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基因的核心因子，是激励惠州人民奋发有为，敢闯敢试，争创国内一流城市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本报今起推出“牢记使命 竞逐一流——全力传承惠州红色文化基因”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1942年1月的夜空与以往有所不同。一台由两个“六L六”真空管组成的哈脱莱式15瓦发报机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微弱的电波划过长空，飞越千山万水，奔向祖国的北方——

　　“延安，延安，我是东江！我是东江！”

　　一晚、两晚、三晚过去了，东江英雄儿女在发报机旁焦急地等待着。

　　“东江，我是延安！东江，我是延安！”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电台终于传来延安的讯息。延安的声音犹如春风，给战斗在东江的游击健儿们带来了温暖和生机，带来了正确的方向。

　　“滴滴滴答，滴滴滴答，信号在天空中交流，广阔的永恒的缭绕，笔在纸上伸展，手在电键上跳，齿轮紧推齿轮，真空管像地下火在燃烧，不是沉默，我们在欢笑，因为天将破晓。”

　　这首由东江纵队电台工作人员自编的《通讯兵颂》之歌，何尝不是对惠州这片红色大地和革命历史的深情吟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前，我市正全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让我们一起重温惠州熊熊燃烧的“地下之火”，感受70年前“天将破晓”的胜利喜悦。

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开进惠州城。

惠州人民庆祝东江全境解放。

1944年东江纵队军官在惠阳土洋村合影，左起依次为黄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饶彰风。

1949年10月15日，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新编独立第3营在惠州城下埔集结待命进城。

　　惠州革命历史大事记（部分）

　　1923年4月

　　惠阳第三区（高潭）农民协会成立，

　　这是中国最早的农会之一

　　1925年

　　席卷东江地区的东征，

　　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事件

　　1927年4月下旬

　　建立东江地区的统一领导机构

　　——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

　　1927年8、9月间

　　东江革命委员会成立

　　1927年10月中旬

　　东江特委在中洞对南昌起义军余部

　　实行改编，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1927年11月11日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批苏维埃政权

　　1938年12月中旬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香港成立

　　1941年12月25日

　　香港沦陷后，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和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组织开展秘密营救香港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大行动

　　1943年12月2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1949年1月1日

　　以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江北、粤赣边、北江4个支队为基础，在惠东安墩编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

　　1949年10月15日

　　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

　　新编独立第3营进入惠州城，惠州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

　　中国共产党在惠州

　　成立中共东江地方委员会

　　壹 革命潮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进行了反抗斗争，但都相继失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东江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组织的带领下，唤醒民众、传播理想，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

　　惠州是广东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运动波澜壮阔，迅速蔓延全国各地，从而揭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序幕。

　　在广州学生联合会的带动下，惠州省立第三中学、惠州女子师范相继成立学生会，同时联合各小学，成立全城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游行，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抵制日货宣传。

　　惠州学生在爱国热情鼓舞下，自备伙食，冒着酷暑下乡巡回宣传。宣传方式首先是唱歌，吸引大批群众后，就慷慨激昂地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痛斥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腐败政府，随后是演一幕白话剧。

　　宣传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在烈日之下奔走活动，艰辛可想而知。附城宣传队的李博济，下乡宣传队的何寿仁、陈肇词等三位学生，竟不幸中暑不治身亡。惠阳县各界为他们在惠州城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盛赞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之后，惠州有识青年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四处找寻救国之道。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东江地区尤其是惠州的知识青年深受“五四”运动影响，使惠州成为广东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地区之一。一批爱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阮啸仙、刘尔崧等东江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

　　惠州是广东党组织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早在1922年10月，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知识青年彭湃，在海陆丰从事农民运动并发展迅猛，牵头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海丰特别支部，带领团员深入劳苦大众，宣传革命理想，动员农民起来革命。

　　1923年元旦，彭湃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开展农民运动，并迅速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引到惠东高潭及周边地区。4月，在彭湃的指导下，惠阳第三区（高潭）农民协会成立，黄星南为会长，这是中国最早的农会之一。5月1日，彭湃发表了《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编者注：“归”即归善，惠阳旧名）。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海丰总农会改称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将惠州农民联合会改为广东省农民联合会，会员达13.4万人。由此可见，大革命时期的惠州，是广东开展农民运动最早和开展工农运动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党组织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农会从揭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入手，唤醒受压迫的农民起来抵抗不合理的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很快赢得了农民的信赖。农民运动成了共产党领导东江人民彻底改变命运的先导。

　　1925年席卷东江地区的东征，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事件，极大地点燃了东江地区人民的革命激情。随着国共两党第一次成功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东征期间，惠州农民运动有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1926年1月13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惠州办事处，朱祺任主任。朱祺是广东清远人，1920年初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1922年，朱祺在法国先后认识了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革命同志。1923年，朱祺加入旅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朱祺回国后，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东征，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周恩来把东征胜利后建设革命中心惠州的任务交给了朱祺。1926年7月，《中国农民》刊发了朱祺的《惠州办事处会务报告》。报告显示，办事处下辖惠阳、紫金、博罗、河源、龙川等县，19个区农民协会，307个乡农会，农会会员25000多人，农民自卫军4000多人。

　　贰 浴血东征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为了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国共两党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和南征。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对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进行第一次东征。第一次东征获得全面胜利，回师广州。6月，原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趁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重新占领惠、潮、梅等地，企图向广州进攻。为彻底消灭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惠州成为最关键的战场。

　　共产党员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惠州府城，后枕飞鹅岭，前临西湖、东江，三面环水，城墙高耸坚实，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拥有自宋代以来从未被攻陷的辉煌历史。

　　第二次东征，由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罗加觉夫、切列潘诺夫等人为军事顾问。全军编为三个纵队，总兵力3万多人。1925年10月6日，东征军各路纵队先后出发，开赴惠州，9日抵达博罗。在博罗，东征军总指挥部制定了攻打惠州的作战方案，决定以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军为骨干的第一纵队为攻城军，担任作战主力。

　　10月11日，东征军进攻惠州城时，以北门为主攻方向。东征军击溃惠州城外之敌，夺取制高点，占领了险要阵地飞鹅岭，以此作为攻城指挥阵地和炮兵阵地。蒋介石、周恩来等登临飞鹅岭视察和指挥战斗。

　　13日上午9时30分，东征军发起了总攻击。守城敌军约5000人，负隅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攻城部队伤亡惨重，第四团团长刘尧宸和第二营副营长谭鹿鸣（共产党员、党代表）英勇牺牲。

　　14日午后2时，根据周恩来的部署，进攻惠州城的战斗再次打响，周恩来亲临指挥。东征军设在飞鹅岭、泗洲塔等高地的火炮，分别轰向敌军的重点目标。3时整，攻城部队发起攻击，他们趁炮火刚停的一瞬间，将竹梯迅速移至城墙攀梯登城。经过血腥搏杀，东征军战士终于将革命军旗帜插上了惠州城头。

　　如果说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敢死队是攻城部队的一把尖刀，那么刀尖就是连长陈赓。在炮火的掩护下，陈赓挟竹梯率敢死队冲至城墙下，一面向城垣攀登，一面向城内投掷手榴弹。陈赓的左脚被敌军打伤，仍旧冲杀，一鼓作气击溃敌军防线。亲身经历这一战役的苏联顾问感叹道：“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攻城战斗历时30小时，东征军牺牲官兵241人，拱北桥附近战地布满了将士的忠骸。陈独秀长子、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在收到东征军捷报之后感动地说：“确实不愧为共产党员领导的战斗部队！”

　　周恩来主政东江开创中国共产党人主政地方政权先河

　　东征的胜利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和巩固，也让东江人民初步尝到了革命胜利的喜悦。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队参与了两次东征，东征胜利后，周恩来出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潮、梅各属25县2市的行政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主持地方政权的共产党人。

　　周恩来领导东江行署，以国民革命的纲领、政策为准则，首先对东江地区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东江历史上曾是军阀残民以逞、吏治腐败的地方，周恩来积极铲除苛政，澄清吏治，除旧布新。首先宣布解散贿选议会；其次，针对官场上钱权交易、论价卖官的风气，大张旗鼓地加以扫荡，彻查了卖官鬻爵、贪污有据的饶平县长陈无那、澄海县长林贤瓒、普宁县长方庭芝、惠来县长陈公任、惠阳县长罗伟疆等。

　　除了铁腕整治东江吏治，周恩来还禁绝烟赌，为民除害，安顿地方。“按照周恩来的思想，革命者不仅仅以铲除苛政为满足，而应当从事‘积极的建设’。”广东省委党史办原主任、《周恩来与广东》主编曾庆榴介绍说，周恩来走马上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后，一方面致力于贯彻党纲及政策，另一方面将如何扶助人民求得幸福作为己任，着手规划开发和建设东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关注民生”。

　　两次东征胜利和周恩来主政东江，让革命的种子在东江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加快了中共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1927年春，东江地区的党员人数已达4000多人，占广东全省党员人数的一半，是大革命时期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叁 土地革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捕牺牲，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或逃亡港澳和海外，工农运动陷入低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为了民族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艰难探索。

　　在全国率先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1927年4月下旬，东江地区共产党人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建立东江地区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简称“东江特委”），带领东江人民发动了1927年夏季的“讨蒋”起义、秋收起义和1928年的年关暴动。在全国首先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揭开了东江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7年5月以后，东江特委和各县工农武装转移到惠东高潭中洞周围，展开武装割据的前期准备工作。同年8、9月间，东江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领导发动东江秋收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东江地区一系列“讨蒋”武装起义，参与工农群众达3万多人，在全国的“讨蒋”武装起义中具有爆发时间早、起义规模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东江接连举行三次武装暴动，以惠东百坵田村为代表的平山区农军与白花、多祝各区农军一道，在百坵田建立起义总指挥部，配合东江武装暴动，英勇地举行平山武装起义。1928年4月，东江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扫荡革命村庄，百坵田村惨遭围剿12次，全村村民被迫流亡。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8月3日，起义军2万余人南下广东。然而，在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下，南昌起义军在东江的军事行动遭受严重挫折。起义军余部1000多人在陆丰与东江特委取得联系后，于10月12日经激石溪进入高潭中洞一带。10月中旬，东江特委根据广东省委的有关指示在中洞对南昌起义军余部实行改编，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称红二师）。同时设立红军医院、红军被服厂、中共东江特委印刷厂、红军兵工厂、电话所等机构。高潭中洞成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后方基地，东江地区工农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红色心脏。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中国第一批苏维埃政权

　　1927年11月7日，高潭圩被装扮得五彩缤纷，到处红旗招展，贴满革命标语。圩内的两条主街道——新街和老街被布置成了彩花街。高潭圩的四大圩门都搭起牌楼，其间挂着由红军代表崔更生画的马克思和列宁画像。

　　11日，高潭圩召开近万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庄严宣告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最早参加高潭革命活动人士之一、后来成为高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黄星南主持大会并宣读了《高潭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成立高潭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公布了高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没收分配土地”等决议，公布了区苏维埃政府《关于高潭圩老街和新街分别命名为马克思街和列宁街的决定》。到会群众齐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第一批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组织第一次创建工农革命政权的伟大尝试，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至1928年8月，东江地区共有党员29500多人，约占广东省党员人数的一半，是当时全省及全国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组织之一，受到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视。

　　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东江地区的革命烽火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和疯狂反扑。从1928年3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带领东江人民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数万军队的进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高潭区先后有2868人被杀害，全家被杀的有412户，中洞村原有群众900多人，最后仅剩下300多人。

　　高潭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特殊的一页和地位，“忠诚如铁、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高潭革命精神，成为惠州红色文化的亮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丧失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对东江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重大调整。6月初，新组建的中共东江特委继续领导人民坚持斗争，扩建工农武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和红十一军，将东江地区土地革命战争推向新高潮。由于党内先后出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东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也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被迫转入隐蔽斗争。

　　肆 抗日救亡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再次携手，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民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江英雄儿女用激情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中共南方临时工委、中共南方工委、中共广东省委先后选派大批干部进入东江地区，联系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潜伏下来和隐匿外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建立发展抗日武装。1939年2月，重新建立了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至1939年冬，东江地区党员人数发展达2200多人，是当时广东省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

　　东团——华南地区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华侨回乡服务团

　　东江党组织发展队伍的同时，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组织青年抗日同志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抗日救亡团体，争取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回乡参加抗战，组织建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和香港青年回乡服务团，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入侵华南的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后，淡水、惠州、广州相继沦陷。南洋惠属侨胞获悉后，纷纷表示要发扬东江人民的革命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展开救国救民运动。12月中旬，南洋惠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等组织在香港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其宗旨是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

　　1939年1月中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总团在惠阳淡水成立，叶锋任团长，刘宣任副团长。东团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下，队伍发展很快。与此同时，南洋惠属侨胞也掀起捐钱捐物，支援东江人民抗战的高潮。仅在1939年初，海外华侨一次就寄给宋庆龄转交曾生抗日游击队的捐款达港币20万元。1940年以前，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被服、军鞋、药品等，主要靠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赠。

　　惠属侨胞不仅为东江抗日战场倾囊相助，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也不少：两才队队长黄志强、吉隆坡队副队长陈现、增龙队副队长钟若潮等。他们为民族独立、祖国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是当仁不让的华侨青年的楷模。

　　曾生在1988年12月13日举行的东团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在抗战烽火中成立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全国来说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它对于祖国的抗战，尤其是对于东江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秘密大营救——“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第38师团在海空军的配合下，越过深圳河向驻香港新界的英军发起进攻。四天后日军占领九龙，12月25日英军投降。

　　香港沦陷后，800多名国内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受困其中，处境困难。为此，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廖承志，要求设法营救困留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和爱国民主人士，将他们安全撤到东江游击区。廖承志接到周恩来指示，当即向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转达，计划进行秘密大营救行动。

　　时间就是生命。接到这个堪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争分夺秒，着手开辟九龙返内地的东、西两条交通线，组织力量从九龙交通站秘密护送各界进步人士到东江游击区，再转往大后方。其中东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为确保途中安全，又在军事交通线上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派精干的交通员做向导，由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护送。

　　1942年2月，第一批从香港来的文化人士到达惠州。他们当中有茅盾夫妇、张友渔夫妇、胡风、许幸之、廖沫沙、周钢鸣等。他们到惠州后先住在东湖旅店，后迁水东街中共地下党开设的源吉行。

　　这场秘密营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壮举，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计起，到1942年11月22日邹韬奋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止，历时11个月，先后救出的民族精英及其家属共800多人。他们全部从香港撤离回到祖国内地，其中没有一人走失和被捕。在这场秘密大营救中，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英勇机智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光荣任务。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称，这次营救组织“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说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次营救任务之艰巨，规模之大，时间之短，营救人员之多，不能不说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全国和海外华侨中，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次大营救活动，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从而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信赖。

　　东江纵队——“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3年8月，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和《中国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情况》两个重要文件，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了在广九铁路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抗击日伪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形势发展的需要，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尹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发表了《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庄严宣告：我们坚决拥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愿与各盟邦及友人密切合作，共同完成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伟大任务。

　　东江纵队成立后，从南到北不断袭击平湖、天堂围、林村、常平、新塘等车站的日伪军，使这条交通大动脉始终不能正常通车。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在惠阳葵涌土洋村（今属深圳）东纵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会议决定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1945年6月，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迁入罗浮山，执行党中央建立五岭战略根据地的指示，使我军在南方有一个坚强的战略基地，使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抗日战场南北呼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据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在《东江纵队配合盟军反法西斯战斗历程》一文统计，东江纵队七年来（含前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日伪军3500余人，缴获炮25门、轻重机枪150挺、长短枪2726支、子弹10余万发。东江纵队在向日伪军战斗中，有2500多名指战员英勇捐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祖国南部的广大地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1945年7月5日给“东纵”和“琼纵”指战员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两支队伍：“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朱德在党的七大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东江纵队，这支抗日劲旅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抗战意志，成就了一段不朽的佳话。

　　伍

　　惠州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八年煎熬的中国人民希望从此过上和平的好日子，但国民党当局却与人民的愿望恰好相反，他们加紧策划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当时惠州民间流传着“抗战八年容易过，和平三年吊罂哥”的谚语，反映了惠州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恨之情。这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东纵北撤——为了和平而北撤

　　东江纵队在抗战后期队伍已发展到11000余人，在东江两岸拥有广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企图将东江纵队消灭，调大量军队向东江纵队根据地和游击区大举进攻。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双十协定》后，广东的国民党当局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向共产党所属各军队发动更加疯狂的进攻，对外却荒谬地宣称广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只有“零星土匪”，以借“剿匪”为名掩盖其发动内战罪行。

　　1946年1月31日，新华社发表了华南人民抗日纵队发言人的谈话，公开驳斥广东国民党当局的谬论。在此同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事执行委员叶剑英向重庆和广州方面交涉，郑重地指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存在，曾生就是这支部队领袖，从而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广东没有中共部队的谎言。

　　在军调处第八执行小组来广东之前，蒋介石已密令广东当局宣示“长江以南不在停战协定范围之内”，并限令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于此一月底肃清东江纵队”。内战在东江、西江和北江全面展开，我军全力反击，把国民党顽军一一粉碎。

　　人民的强大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广东中共武装力量的存在，并签订东纵北撤的三条协议：（一）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同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复员，发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性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三）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

　　1946年6月29日，东纵北撤部队从葵涌开往沙鱼涌海滩集结，并于下午在海滩举行欢送大会。傍晚，北撤部队共2583人分乘美军1026号、585号、589号三艘大型登陆舰，于30日8时在一艘驱逐舰护航下前往山东烟台。

　　这时海面上响起了嘹亮的《北撤进行曲》：“为了广东的和平，我们要离别战斗的家乡。我们要踏上新的路程，飘过海洋到遥远的北方……不管反动派疯狂挣扎，我们要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这是一曲歌唱东纵北撤胜利的凯歌，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粤赣湘边纵队——为新中国诞生建立不朽功勋

　　东纵北撤后，国民党背信弃义，迫使留在本地的东纵复员战士及其家属填写自首书，承认是土匪，否则就地捕杀。1946年8月，又在惠州分别设立“东江南岸指挥部”和“戡乱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东江人民的武装镇压。对此，中共广东区委尹林平分析形势之后，于1946年11月作出了“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

　　1947年1月，东江南岸先后建立了惠东宝人民护乡团、惠紫人民自卫大队和海陆丰人民自卫队。这几支人民武装共约3000人，主要由东纵北撤后复员战士组成，他们重新拿起武器活跃在惠阳、惠东、紫金、海丰一带，鼓舞了东江人民的斗志，使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更加风起云涌。至1947年冬，各地游击队快速发展壮大，并从分散、独立作战转为互相支持、联合作战，使各游击区连成一片。

　　1947年10月初，宋子文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后，制定了一系列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计划，但都以失败告终。东江南岸，我军江南支队先后策划组织了“沙鱼涌伏击战”“山子下伏击战”“红花岭阻击战”等3次战役，并三战三捷，共歼敌1500人。东江北岸，粤赣边支队也先后粉碎了国民党保1团、保5团和保13团的联合进攻，并取得五战五捷的战果。

　　1949年1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江北、粤赣边、北江4个支队为基础，在惠东安墩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尹林平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粤赣湘边纵队成立后，相继发起猛烈的春、夏季攻势，捷报频传，解放区不断扩大。1949年9月，国民党要员对香港《香岛日报》发表谈话，说：“要保卫广州，必须确保粤东，尤需守住惠州”。但这一切为时已晚。1949年8月下旬，由叶剑英率领的南下解放军进入江西，并于9月11日在赣州主持召开了进军岭南的军事会议。根据赣州会议的部署，南下大军于9月底在华南人民武装紧密配合下，分左、中、右三路向广东进军。

　　从1949年10月上旬开始，两广纵队（以东纵北撤部队为主体）、粤赣湘边纵队从博罗、紫金、河源、海陆丰、惠东向惠州进迫，国民党守城部队纷纷弃城而逃。至此，国民党盘踞东江的武装部队几乎全部被消灭。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粤赣湘边纵队百折不挠，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和大规模“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重大胜利，建立了400多万人口、纵横千里的解放区，解放了边区的大片乡村和许多城镇。作战部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解放战争初期的400多人发展到3.8万多人，为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解放广东铺平了道路，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惠州解放——东江第一大城重归人民怀抱

　　在解放军大军压境之时，国民党驻惠州的军队和党部慌忙撤出惠州。为了保护居民和商户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土匪、散兵游勇进城抢劫，以林振雄、张友仁为首的地方绅士、商人等在县城成立名为“惠州维持会”的民间组织，维持惠州府县两城的社会治安。为确保惠州城的安全和长治久安，必须尽快迎接解放军入城。为此，惠州维持会与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取得联系，希望解放军部队早日入城。

　　10月15日，由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司令蓝造率领的新编独立第3营进入惠州城。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半个月后，惠州也宣告解放。解放军主力部队进入县城时，水东街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入城部队列着整齐的队伍，吹起军号唱着军歌穿过水东街、跨过东新桥，经中山北路进入中山公园。这时惠州全城沸腾了起来，庆祝解放的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0月26日，《大公报》以《惠州解放前后 蒋党临走大肆搜劫 解放军到秩序恢复》为题，报道了惠州解放日前后的社会状况：“驻惠州的蒋党残余匪军徐东来部于十月十四日下午五时逃出惠州城，向樟木头亡命，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跟踪追击，于十五日下午二时零五分进入惠州城垣，这座被蒋匪先后蹂躏了二十多年的东江第一大城，从此重归人民的怀抱。”解放后的惠州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民众结队协助政府修筑公路架设电线”，“市面繁荣，水路交通恢复，物价由稳定而趋向下跌。”

　　194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惠州成立中共东江地方委员会。1949年8月成立的东江人民行政委员会也由老隆迁至惠州。1950年初，中共惠阳县委、县政府亦从淡水迁来惠州。

　　惠州在近代史上经历了百年沧桑，翻开了新的一页。

　　威震南疆的港口英雄民兵连

　　新中国成立初期，匪特活动猖獗。为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4月4日，中共东江地委向全区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匪特”的指示。截至1951年8月，惠阳（含惠东）、龙门、博罗3县土匪基本被肃清。然而，台湾国民党军队仍不时派出武装特务窜扰沿海地区，惠东县港口因为临近港澳首当其冲，时常有特务前来破坏。

　　1962年10月7日拂晓，渔民杜冯来在小星山岛南面的海面捕鱼时，忽然发现远处漂着一个黑色漂浮物。近看发现是一艘放了气的半浮半沉的橡皮艇，印着“国军”二字。杜冯来立刻意识到，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他根据海潮、风向和橡皮艇、船桨的位置判断，敌人可能爬上了附近的无人荒岛——小星山岛。杜冯来马上调转渔船驶回港口，向当时的港口公社、民兵连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下午2时左右，紧急集合的螺号响彻港口上空，分布在港口各个角落的民兵都放下手头工作，向码头集合。在武装部长、民兵连连长张苞的统一指挥下，20多人登上两条机帆船，向小星山岛驶去。

　　港口民兵连在小星山岛遭遇偷偷登陆的台湾美蒋武装敌特后，与之浴血奋战，将其迎头痛击，最终毙敌2人、伤1人、俘获9人，缴获武器21件、手榴弹3枚、子弹3000余发、电台1部。民兵连连长张苞和民兵徐景松、马德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962年11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追记三人一等功、革命烈士，追授张苞为“民兵战斗英雄”称号。

　　小星山战斗开创了建国以来首次以民兵为主对敌作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典范。1964年8月1日，港口民兵连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州军区授予“英雄民兵连”光荣称号。港口“英雄民兵连”的威名传遍全国，成为国防教育的一个典型、一面旗帜。

　　梳理惠州红色文化孕育、发展的历史脉络，挖掘红色历史人文事件遗址的闪光点，升华蕴含其中的红色文化基因，对于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政育人、鼓舞精神、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把惠州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引领惠州争创国内一流城市，勇立时代潮头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总策划：蒋勤国

　　总统筹：于 泽

　　协调：谢超平 潘高耸

　　采写：严艺超 侯县军 刘建威

　　图片：严艺超 侯县军 翻拍

　　（本文史料由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岭东文史研究所提供）

（来源：2019年09月23日《惠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