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许多人从“村里人”“单位人”变成纯粹的“社区人”，或者在“村里人”“单位人”之外再加上一个“社区人”的标签，社区越来越成为生活的支撑点、社会成员的聚集点，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课题、新思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新著《社区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深入探析社区在治理和服务于“社区人”方面如何更好发挥作用，也提供了很多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理念和思路。

　　费孝通乡土社会、乡土文化等理念对社区治理有借鉴意义

　　在探讨“社区中国”发轫、成形、建设、进一步完善这个宏大的主题时，《社区中国》绘制了长久的时间经度和浓密的文化纬度。作者通过“社区中国”发现，近几十年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乡土中国”向“单位中国”的变迁，是第一个变化；从“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变迁，是第二个变化。虽然社会在变化，治理方式也在变化，但中国社区精神是孕育“社区中国”的母乳。新型的治理结构从社区这一空间中孕育和生长出来，而社区与家庭在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文化在其中起着滋润作用。

　　作为《单位中国》的姊妹篇，《社区中国》首先回顾了“乡土中国”向“单位中国”“新乡土中国”等的变迁。作者认为，源自费孝通的“乡土社会”“乡土文化”等概念和理念，是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典范式。乡土性或乡土本色，指的不是乡村，而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精神世界和治理方式。它铸就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面，也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运行和延续的基本面。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治理理念的不断变化，乡土性共同体正在逐渐被治理共同体所取代。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和发展、乡村生态、乡村振兴等多重命题交织在一起，正在孕育着一种新型的乡村社区形态。因此，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

　　　引导更多“熟悉的陌生人”成为社区治理有生力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怀有浓厚的人文情怀，《社区中国》虽然是专业著述，讲述宏大主题，却能够做到“从生活中来、到社区中去、到文化中去”。在论述社区治理形态时，作者设置了“居民自治：映照社区的法律之光”“民主协商与参与项目制”“街居制与层圈结构”“小区制、新街坊制与场景美学”“熟悉的陌生人”“情感政治学与女性化社区”“人文治理与人文社区”“社区温度与社区风度”等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议题。作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社会的成长和变动。一方面，社会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介入基层治理和生活政治场景的重新塑造之中，如社会救助、社会公益、志愿服务等的兴起，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的勃兴。这些新鲜的社区事物和社区事务，彰显了社会力量的介入性与公共性。此外，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使国家治理面临新的课题。作者据此表示，“通过社区培育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细胞，通过社区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这就是《社区中国》一书所承载的使命。细微之处见真知，细微之处见大义。《社区中国》一书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此吧。”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确实，由个体、家庭组成的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而社区治理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各方联动、持续创新。在“社区中国”的治理大框架下，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此外，要从充分配置各种社会资源、大力改革社区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和愿景为出发点，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依法有序引导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强化社区自治力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张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