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湾海域自古以来多有鲸鱼出没
清代《海疆洋界形势全图》中标识有盘沿、太平村，这都是古代鲸鱼出没之地。
1956年，澳头捕鲸能手苏带利在惠阳县农业展览会上展示重达700多斤的鲸鱼尾巴。
民国手抄本《炙贤乡谈录》中的《大鱼记》，这是关于惠州鲸鱼的珍贵文献。
在去年三月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头抹香母鲸在大亚湾海域迷航搁浅，惠深港三地闻讯而动，紧密合作，展开了一波政府牵头、专家指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救援行动。虽然，最终未能挽回这头怀有幼子的鲸鱼的生命，但救援行动所体现的保护海洋的生态理念和尊重生命的人文精神，折射出社会文明的光辉，获得广大民众的一致好评。而有关于鲸鱼的话题，特别是鲸鱼在大亚湾的历史故事，也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大亚湾曾有过鲸鱼吗？史籍中有无关于惠州鲸鱼的记载？惠州沿海是如何认知和对待鲸鱼的？本文通过稽钩和疏理古籍的相关载述，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究。
古人所以称鲸鱼为鲸，是因为它体形庞大，有的地方称其“大鱼”
鲸鱼在古代亦称 “京鱼”。《汉书·扬雄传》有言：“乘钜鳞，骑京鱼。”对此，唐人颜师古有一个注释：“京，大也。或读为鲸。鲸，大鱼也。”晋人左思《吴都赋》亦说：“鲸从京，京大也。”可见，古人所以称鲸鱼为鲸，是因为它体形庞大，是海洋生物中无与伦比的巨无霸。有的地方则干脆就叫“大鱼”，旧时惠东县黄埠一带的沿海居民就是叫鲸鱼为“大鱼”的。
在民国抄本《炙贤乡谈录》中，载有一篇文章，叫《大鱼记》。文章的开头形容鲸鱼之巨大说：“盘沿港有大鱼焉，其名曰鳅，大者重三万斤……似舟，状如织梭，巨口细目，无鳞甲，每张口吸纳，则千百余鳞从咽喉入，圉圉游腹中。俄而喷沫，腹中鳞群从咽喉出，洋洋归海，无恙也。”文中所说的有鲸鱼经常出没的盘沿港，就在黄埠盐洲附近。《炙贤乡谈录》介绍黄埠物产时也说：“物产首推鱼盐。其特异于他乡者，大则有海鳅，大如舟，重万斤。细则有蚶苗，细如毫末，每一千粒不及一钱之重。”又说：“海鳅鱼，大者重三万余斤。”这海鳅鱼，其实就是鲸鱼。由此可知，惠州大亚湾海域，自古以来多有鲸鱼出没。
至迟在晚明，“惠州鲸”便已见载典籍而广为人知
鲸鱼因迷航搁浅沙滩而死亡的事情，古籍中常有记述。例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就说：“鲸鲵或死于沙上，得之者皆无目。俗言其目化为月明珠。”杨孚是南海郡番禺人，他所说“鲸鲵或死于沙上”，应该是发生在南海一带。鲸鱼搁浅而死，古人或谓之“陆死”。晋人木华的《海赋》说横海之鲸“陆死盐田， 颅骨成岳”，就是这个意思。魏曹操《四时食制》说的则是东
海的情况：“东海有鱼如山，长五六丈，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时死岸上”，足见鲸鱼的“陆死”，在当时是时有发生的。宋代的记述更为详尽：“宋淳熙五年（1177）八月，有大鱼出于海宁县铁场港，乘潮而上，形长十余丈，皮黑如牛，扬鼓鬛，喷水至半空，皆成烟雾，人疑其龙也。潮退，拦泥中不能动，但眼晴嗒嗒然视人，两日而死。有识者呼为海鳅。”（见清周鲁《类书纂要》）
明万历年间，陆应阳的《广舆记》又有“惠州府鲸头骨如数百斛，一孔大如甕”的记述，这可以说是对“颅骨成岳”的具体描述了。这个“鲸头骨”，究竟是“陆死”的产物，还是捕杀的结果，未可详考，但它见之于惠州海域，则是确凿无疑。随后，清康熙年间张自烈的《正字通》，在有关鲸鱼的释文中，又特别引用了这则资料作为例证。总之，至迟在晚明，“惠州鲸鱼”便已见载典籍而广为人知了。
及至近现代， 大亚湾海域仍常见鲸鱼的踪迹。1937年7月，《香港工商日报》有一篇报道称：惠阳县第十二区稔山石坝头附近海面，迩来每届日光熹微之际，常有鲸鱼出没海面，是以大小渔船咸具戒心。本月十七日早，有生利号渔船五艘，正驶出海面捕鱼，突见南面波涛大作，继而排山般涌至，浪花高射，知鲸鱼已至，咸惊慌失措，急转舵乘风向西南便驶避。讵有三船落后，一时逃避不及，竟为巨浪卷覆，当堂沉没。船中男妇共十余口均遭溺毙。至前行三船，幸获避免，驶至范和岗脚泊岸时，尚遥见鲸鱼翅首浮出海面，张口喷浪，状至可怖云。
“石坝头”即今惠东稔山坝仔一带。报道中的一些描述，是否有夸饰的成分以博取读者眼球，无从考证，但鲸鱼经常游弋于惠东稔山海域，掀风作浪，袭击渔民，覆舟夺命，应是实有其事。
很长一段时期内，捕鲸杀鲸成为沿海渔民重要营生
正如上述报道， 对于经常前来肆虐为祸的鲸鱼，惠东沿海“大小渔船咸具戒心”，渔民们对这些不速之客所持的态度并不友好，甚至是仇恨敌视的。同时，鲸鱼对渔民来说，又有着颇高的经济价值。据《大鱼记》记述，清道光初年，“一鱼可卖铜钱四百千”，而其时一千文铜钱大约能兑换一两白银；1957年，澳头渔民在大亚湾捕获一头重达两万斤的鲸鱼，被水产公司以1200元收购。（见1957年3月11日香港《大公报》）这样的收益，以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来衡量，应该是颇为可观了。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捕鲸杀鲸，也就不可避免要成为沿海渔民的重要营生了。
生于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中，就曾记录了粤东海上疍民捕鲸的情形：海鰌常背负子。疍人辄以长绳系枪飞刺之，俟海鰌死，拽出沙潭，取其脂，货至万钱。稍后的《大鱼记》亦有相似记述：“鱼来，必母子俱……先取其子，母哀鸣不忍去，无不获。”去年三月，在大亚湾搁浅的那头抹香母鲸也有幼鲸胎死腹中， 这就不禁令人联想：这头母鲸是否也是因为前来产子而迷航？从《大鱼记》的记述来看：至迟在清代中期，惠东黄埠的渔民就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捕鲸活动。盘沿港附近的渔民们每岁能捕捉鲸鱼六七条，多或至十条，“自道光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共得八十余条。”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该记还颇为详尽地描述了黄埠太平村渔民捕捉鲸鱼的过程：每岁立春时节，太平岭村人设法捕之，一鱼可卖铜钱四百千。捕者须二百人，造大小二十四舟，结大网六幅。鱼来十里外，必喷沫天半。捕者望见沫起，驾二十四舟，分左右列，张网围之，顺风遮拥而入。比稍近，一长手者乘小舟，手持铁枪，锥重三十斤，放胆直前击刺之……大鱼中锥，哀鸣，触网即噬，网缠其身翅无所得舒，愤郁至毙。捕者乘潮进，以廿余舟挽入海澳，潮退解网杀鱼。
捕鲸渔民所在的“太平岭村”，即今黄埠太平村，就在盘沿港附近。全村组织200名渔民，动用大小渔船24艘，以最原始的工具和方法来围捕一头巨鲸， 这场面是何等壮观！而捕鲸者的团结协作和剽悍勇猛，侧映了古代惠东民风的质朴厚重，令人印象深刻。此外，该文对渔民们杀鲸的后续处理，亦作了详细介绍：……剥其皮，可千余斤，肥润适口。再刳鱼肉，煅百鼎灶于旁煮为油，可八千斤。以油点灯，蛇蝎蚊蚋之属俱不敢近，故俗以为辟邪。第三层为赤肉，亦七八千斤。赤肉与牛肉无异而鲜香过之，人日食三四斤未餍足也。
文章又说：鲸鱼肉壮脾胃，其筋可治痿脚疾等症。腹肉五脏皆千斤。脊骨如竹节大，煅为灰，可粪田，总之，浑身是宝，毫不浪费。
大亚湾渔民的捕鲸活动，大约延续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惠阳澳头还专门组织了一支捕鲸队进行作业。香港《大公报》于1956年2月7日有报道说，1956年1月28日，在捕鲸能手苏带利的率领下，澳头捕鲸队在大亚湾捕获一条重达5万多斤的鲸鱼，光是尾巴就重达700多斤，实属罕见，故特别在当时的惠阳县农业展览会上展出。
1957年3月11日，香港《大公报》又刊载一则消息，报道了新华社记者专门到澳头，跟随渔民亲历捕鲸现场，事后感叹道：“我们早就听说过，澳头港的渔民用差不多是原始的方法捕获鲸鱼的奇迹。”记者亲自见证的这头鲸鱼，有三丈多长，重两万斤，后被水产公司用1200元收购。
该消息同时称：“惠州自1954年到1962年之间，就捕获过近百头鲸鱼，最大的一头重达9万斤。”笔者还记得，当时在惠城市场里，常有鲸鱼肉摆卖，肉肥厚，呈赤色，质颇粗，味稍腥，但价格比猪肉便宜，在中下层居民当中有一定的市场，坊间每称之为“海牛肉”。大约在六十年代后期，这种“海牛肉”就在惠州市面销声匿迹了。
保护鲸鱼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于1980年在国际捕鲸公约上签字
“海牛肉”在惠州市面日渐消失，透露出大亚湾捕鲸业的式微和终止，这应与整个世界大环境的变化有关。由于对鲸鱼大量无节制地捕杀 （资料显示：单是1961年至1962年，世界捕鲸量就高达6.6万头），致使这一海洋最为重要的“居民”迅速减少，个别种类更是濒临灭绝。国际社会逐步认识到，保护濒临灭绝的鲸类资源，维持海洋生态的平衡稳定，就是保护自己，关乎全球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利益。1946年，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有关国家政府签署了国际捕鲸公约。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决议，呼吁禁止10年内的商业捕鲸。1983年，国际捕鲸委员会进一步规定：全面禁止商业捕鲸。
中国于1980年在国际捕鲸公约上签字，至1981年便完全停止捕鲸，而惠州大亚湾停止捕鲸的时间则更早。去年春造访大亚湾的那头抹香鲸，算是几十年未见的稀客了。惠州人对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真诚，让人在感动之余不禁由衷感叹：未及百年，人类对鲸鱼由敌视杀戮而转为爱护救援，如此巨大的变化，固然是鲸鱼之幸，但又何尝不是人类自身之幸！（图片由严艺超翻拍）
（吴定球）
（来源：2018年08月19日《惠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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