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月坚畅谈惠州改革开放初期波澜壮阔的岁月
嘉宾语录
■有人批评“三来一补”是夕阳产业,但你想一想,明天都没米下锅了,你还在乎借来的是番薯还是玉米吗? ■地方干部要当“变压器”,莫当“传声筒”。处理好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吃透“两头”,做好结合,就是创造性的工作。 ■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建个剧院、搭个戏台子上,软件建设尤为重要。
“农村怕‘富’,工业怕‘利’,企业怕‘包’,财贸怕‘活’,招商怕‘资’,教育怕‘智’,文艺怕‘放’。”谈起惠州改革开放初期岁月,叶月坚形象地用“七怕”来概括当时人们的“战战兢兢”。在市老干部书画研究会接待室,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现代惠州,在叶月坚娓娓的讲述中,记者跟随他回到了上世纪惠州改革开放初期的峥嵘岁月。
“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由于物资匮乏,一块肥皂,一盒火柴,都要凭票证才能买到。全国解放后,惠州干部群众并肩战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远没有摆脱贫困落后,到了1978年惠州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还只有400元,”叶月坚的思绪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惠州经济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这里台风、洪涝灾害频仍,几乎是10年一个周期,加上解放后行政区划多次变化。但就其波及之广,影响之深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出于战备考虑,经济建设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二是思想上长期坚持‘左’的思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年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经济建设破坏严重。” 由于建国以来“左”的思想影响时间较长,根子深,每个地方都深受影响,大家思想比较保守。针对当时一些不正常现象,叶月坚形象地概括为“七怕”:农村怕“富”,认为“富”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怕“利”,认为讲“利”就是“利润挂帅”;企业怕“包”,怕实行责任制;财贸怕“活”,认为统得死死的才叫社会主义,稍一放活就大惊小怪;招商怕“资”,怕引进资本主义,认为外国的都是资本主义;教育怕“智”,长期批“智育第一”,忽视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文艺怕“放”,认为“放”就是自由化。 一直到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到了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一切才得到逐渐改变。“如何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怎样落实中央对广东实行的特殊政策,进而推进改革开放?”叶月坚说,“当时惠阳地委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和讨论,要求以真正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地委领导明确提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跟贫困联系在一起,这还有什么意义?”
改革发轫于农村
“1980年,首先是从边远的农村开始搞联产到组,包干到户,很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粮食产量立马就上来了。农民敲锣打鼓送公粮,卖余粮,当时震动很大,尤其是对干部群众的思想触动很大。”叶月坚说,农村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就有人提出“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认为搞承包不对。 “农村搞联产承包之前,由于人民公社过分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农民没有劳动的自由,就拿简单的插秧来说,从粤东到粤西,地域跨度大,气候、土壤等条件不尽相同,但往往一个杠杠,都要求统一在清明前插完秧。再加上农民对产出品没有支配权,农民积极性不高也在情理之中。而生产单一,长期以来以粮为纲,也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病根。”叶月坚分析说,针对联产承包,虽然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惠州从未停止在这方面的探索。 1983年,惠阳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00万吨,比搞承包前增收了40多万吨,一条政策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围绕农村改革纷纷扰扰的话题慢慢得以平息。 农村改革的破冰之举,不仅为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思路,也给干部以深刻的教育。继农村改革以后,城市的改革也在许多方面展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香港地区加工业开始向外转移。当时惠州发展工业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人才,但毗邻香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于是,惠阳地委提出“办实业、打基础、挪‘屁股’、抓工业”,要“借船出海”,“借梯子上楼”,“借别人的脑袋发财”,就是两眼往外,把门打开,搞“三来一补”,办三资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把别人积累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引过来。这些如今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做法,硬是让惠州人创造出了发展的奇迹。“这一思路的提出也引起了许多的非议,地委的主要领导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地委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先做后说,多做少说的办法,硬着头皮顶。”叶月坚说,现在许多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实施起来都是困难重重。
国企改革“靓女先嫁”
如何来抓工业?地委、行署决定从地直做起,从地直抽调力量组建工业发展总公司,办工厂发展工业。“1987年,惠州在古塘坳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区,很快吸引了七八家企业进驻工业园区。组建之初就避开了国有企业的弊端,同国际接轨,园区发展极其迅速。”叶月坚回忆说,所有制的问题过去是最敏感的问题,不触及这个问题很难有作为。 一开始惠州的企业改革实行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但基本上没有跳出旧体制。上世纪90年代初期,惠州市委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全市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有的进行股份制改造;有的注入外资,建立合资合作企业;有的把产权转让给职工;有的进行公开拍卖,转为民营企业等等。”叶月坚说,90年代的国企改革,进一步明晰产权,盘活存量资产,鼓励比较早办起来的集体企业“靓女先嫁”,从根本上促进政企分开,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地方发展起来就行了,厂子也搬不走,得到实惠的还是地方,是地方的老百姓。”叶月坚说,自此,惠州市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创出一批国内外声誉较高的名牌产品。当初组建的工业发展总公司迅速成长起来,并分拆为TCL、德赛、华阳等大企业。
“你不占领别人就会来占领”
“惠州在设地级市初期,大家一心扑在发展经济搞工业上,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当时市区还没有有线电视,不少市民自己架设天线,能收到香港的电视节目。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于是市民白天把天线收起来,晚上再放出去。”叶月坚回忆说,“群众的思想领域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当时我在市里分管文化工作,因此冒着风险批准发展有线电视。” 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建个剧院、搭个戏台子上,软件建设尤为重要。要努力挖掘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通过文化的渗透,进而完成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叶月坚说。 惠州报业传媒集团发展壮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惠州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回忆起惠州报业的发展,叶月坚介绍说,1990年,《东江报》更名为《惠州报》,随后逐步发展壮大,更名为《惠州日报》,积极为惠州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在当下,作为一名记者,更要富有责任心和正义感,注重方式方法和报道艺术,大胆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 在谈到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惠州的发展时,叶月坚充满希望,他说:“惠州人务实、能干,这种脚踏实地的好传统要一直传承下去。我相信,惠州今后的发展一定会更好更快。”
人物简介 叶月坚,1972年即在惠阳地委任秘书,1983年任行署外经委副主任,1986年2月任中共惠东县委书记,1988年6月任惠州市副市长,1994年任惠州市常务副市长,1998年任中共惠州市委副书记,2003年任惠州市政协主席至2007年1月。
看待一件事情不能脱离特定历史环境
记者:惠州设地级市之初,是如何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经济的? 叶月坚:惠州的发展,无不体现在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上。一个地方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看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看清自己的发展潜力,找准自己的着力点,一切从有利于发展出发,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当然,在这里面,作为地方上的领导干部更要解放思想,对上级的号召、指示,要当“变压器”,不当“传声筒”,处理好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吃透“两头”,做好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记者:现在不少“三来一补”企业被指为污染企业,您怎么看? 叶月坚:衡量一件事情,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不能脱离当初的实际情况来讨论。有人批评“三来一补”是夕阳产业,但你想一想,明天都没米下锅了,你还在乎借来的是番薯还是玉米吗?
记者:有人提出“智慧在民间”,您怎样认为? 叶月坚:是的,我们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定要利用好群众的智慧。分析改革开放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破冰之举在农村;农村改革,是农民首创,干出成效后,被社会所承认,并被推广。工业改革,仍然是从乡镇开始的。
本组文字 本报记者田铁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