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邓华轩，1974年任中共阳山县委书记，1981年冬调任惠阳行署副专员、副书记，主管农业；1983年任中共惠阳地委书记，1988年惠州设地级市后担任惠州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至1989年。

嘉宾语录

    ■ 当年为什么穷？穷的根子在哪里？我看就穷在没有工业。没有工业就没有产品，没有产品就没有销售，没有市场，也就没有税收。
    ■ 发展地方经济，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在于“松绑冲关卡”。
    ■ 我们要从以往“单纯抓农业”转到“抓工业经济为主”，要掉转“屁股”，把“屁股”坐在工业“板凳”上。
    ■ 我们的策略是搞“一轮明月”辉映下的“满天星斗”，在大工业项目带动下的产业群。

权威访谈
    “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僵化。”如果要问谁对惠州这20多年的发展脉络最有发言权，原惠阳地委书记、惠州设地级市后首任惠州市委书记邓华轩无疑是其中之一。在设地级市20周年之际，邓华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惠州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激荡的岁月。
    地委传达室电话曾被外商当作古董要求收藏
    “一条马路，一路公共汽车，一个交通警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邓华轩形象地将1981年的惠州交通状况概括为“三个一”。“当时老惠州市给我的最初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说来很多人可能不相信，当时惠阳地委大门口传达室还是一部手摇电话，曾被外商当作古董要求买去收藏，‘丢人’差点丢到国外去了。机关一些办公室的电话则是抗战时缴获日军的。” 
    惠州虽然地处沿海地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年代，这里谈不上什么优势。为了备战的需要，工业项目大多建在内地。在这种大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初期，惠州几乎没有工业，经济十分落后。另外，由于惠阳地区在行政区域建制上分分合合，变化频繁，客观上也限制了各届领导对地方发展的长远打算。
    “当时的惠州为什么穷？穷的根子在哪里？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我看惠州就穷在没有工业。没有工业就没有产品，没有产品就没有销售，没有市场，也就没有税收。”说起当年“一穷二白”的惠州，邓华轩说：“发展惠州，首先要找到穷的根源，更要找准治穷的‘方子’。要搞活经济，仅靠抓农业是不行的，惠州要从以往单纯抓农业转到抓工业经济为主。”
    掉转“屁股”坐在工业“板凳”上
    在邓华轩看来，机遇是客观的，公平的，存在着多变性、风险性，往往稍纵即逝，因此它往往钟情有准备的人、有正确思路决策的地方。一般来说，后进地区要发展，缺基础设施，缺启动资金，缺发展项目。在这种时候，决策就万分重要。决策错了，就一错皆错，不但错失宝贵的机遇，而且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
    “1983年新一届地委班子组成以后，为把准脉，以便对症下药，包括我在内，组成若干调研小组，从山区到沿海，从城镇到乡村，地委开展了一系列广泛深入的调研，摸清了当时所辖12个县（市）的‘家底’，最终提出了全地区经济发展思路，并形成了调研报告，当时这个报告在地委讨论时还差点通不过。”邓华轩回忆说。
    1983年冬和1984年夏，惠阳地委在东莞分别召开了一次三级干部会议和一次地县两级干部会议，重点研究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干部“松绑”，促经济发展，如何冲破条条框框的关卡，简单说，“冲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以粮为纲”转变到发展工业上来。
    时任惠阳地委书记的邓华轩，在会上开出的第一个“方子”就是要掉转“屁股”，把“屁股”坐在工业“板凳”上。掉转“屁股”的新理念，既形象又通俗，一下子把各级部门和各级领导的思想引到抓经济，抓工业上来了。与会的干部面对面交流，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既摆明困难和问题，又提出思路和建议。会议最终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套在干部头上陈旧的思想观念的“紧箍咒”，终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松箍咒”下开始松脱。
    干事情关键在于脑子要多转一个圈
    “惠阳地区当时的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相当薄弱，甚至于地委、行署召开较大型的会议都要向省财政打报告要钱。整个惠阳地区没有一部直拨长途电话。一位在陈江投资办厂的外商为打一个香港长途，要从陈江走两个多小时，到惠州邮电局来打，有时候还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接通。惠州到深圳不到80公里，开吉普车要3个多小时，到广州则要一个上午。”邓华轩说。
    如此投资环境，如何才能吸引外商进来投资呢？在提出解放思想“松绑冲关卡”之后，惠阳地委又创造性地提出“办实业、打基础”，只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经过各方积极努力，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相继改造和建设了惠州市区的麦地路、惠州大桥和惠淡公路、惠深公路、惠盐高速公路、广梅汕铁路，建起桥东水厂。并着手改善电力线路老化问题，增建变电站，改善惠州至淡水和海陆丰的输变电线路，4000门程控电话也相继开通，基础设施得到初步改善。
    说起建设惠州大桥，邓华轩讲起一件趣事。当时设计初期，桥南竟与城市街道水平面相差6米多，设计人员汇报说，如果要做引桥，就势必会伸进西湖，破坏西湖的整体美。邓华轩在设计图纸上用手划了一个圈，颇有深意地说：“转两个圈不就下来了吗？”后来一位桥梁专家称，跨江大桥“转圈”才着地的，惠州大桥是全国第二座，于是特意问邓华轩是怎样想到的。“不能直接落地，转个圈落地，关键在于思想上要善于转个弯，脑子多转一个圈。”邓华轩说。
    当时，办事程序复杂，引进一个项目，往往要盖几十个公章，这在全国各地也非常普遍，许多外商一见密密麻麻的公章就跑得远远的了。在对外商的服务理念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惠州就提出并实行了“一条龙”服务、“一支笔”审批等各项服务措施，各个职能部门带着公章来开会，一个星期集中讨论几十个项目，讨论决定后，大家一起将公章盖上，外商一见高兴坏了。
    1983年，淡水籍香港商人到淡水投资办厂，一个月停电10多天，工厂最终倒闭，投资商亏了300多万元。当投资商找到时任惠阳地委书记的邓华轩诉苦，要求赔偿损失，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下来，说由于财政紧张，3年后一定如数赔偿。港商一听邓华轩这么爽直，亏损的300万元不要了，还动员身边的朋友到惠州来投资办厂。经过几年的努力，外商纷至沓来，经济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中海壳牌项目是从别人怀里“抢”过来的
    大亚湾的发展一直牵挂着邓华轩的心，他特地交待市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市里一般活动他不参加，但大亚湾有关石化项目的活动他一定要参加。
    大亚湾纳入发展视野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1982年，邓华轩参加了省里组织的粤东海岸带经济调查，专门考察了大亚湾，省专家提出这里具有发展重化工业的先天优势。
    当时东莞成功引进了8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形势不错。有人提出学习东莞，经过讨论，认为要学东莞，但不能照搬“东莞模式”，惠州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群星璀璨，独缺一轮明月”，必须调整招商引资思路，以大亚湾为龙头，建设大港口，引进大工业。
    “我们的策略是搞‘一轮明月’辉映下的‘满天星斗’，在大工业项目带动下的产业群。”邓华轩形象地说。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惠阳地区开始了寻找大项目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壳牌公司要在黄海和南海畔寻找地方建设大型炼油厂。时任惠阳地委书记的邓华轩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绝好的机遇，当时就说：“我们大亚湾完全有条件让该项目落户，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争取过来？” 
    当时大亚湾并没有被列入考察的对象，东莞方面捷足先登，与省里搭好线，积极推介虎门。惠州获悉后，认为大亚湾更具有发展石化产业的优势，立即成立了引进该项目的领导小组，并拨出专款50万元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仅1个月时间，初步完成了地质、台风、航道、港口、厂址等项目的勘查，形成了100多万字的详尽资料。经与中国海油、省有关部门沟通并获推荐，大亚湾被列入考察对象。
    1988年11月1日，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专家考察大亚湾，大亚湾从此结缘大项目。尽管后来又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最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形成了石化产业发展的“榕树效应”。

对话嘉宾
    想办法在“跑”的方式上超越别人
    记者：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您提出发展工业是否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邓华轩：压力肯定是有的，一方面来自上面的压力，要求你以造林种果为主，惠州的做法被当作“路线错误”来批；另一方面来自自身的压力，干不好大不了捋掉头上的“乌纱帽”，但不能因为自己而耽误了惠州发展的大局啊。
    记者：当时发展工业主要困难在哪里？
    邓华轩：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惠州未能搭上发展的“头班车”。这些问题既有体制上的，也有思想观念上的，最为迫切的是如何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问题，即如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从“以粮为纲”转变到发展工业上来。一方面干部群众对“左”的路线仍心有余悸、担心犯“错误”，另一方面一小部分人产生了走“捷径”、捞“快钱”的急功近利思想，这些都亟待解决。
    我在会上说过两句话：“难道农民就不懂得种田，只有我们当领导的才懂？”、“以后再也不能老当生产队长、走老路了，要掉转屁股抓工业。”发展工业是振兴惠州的必由之路。
    记者：您当时提出搞重化工业的设想，现在看起来还是挺超前的。
    邓华轩：起跑慢了，就要想办法在跑的方式方法上超过人家。惠阳地委、行署提出了“起步虽迟，起点要高”的方略，提出“办实业、打基础”的发展思路，大力调整工农业生产比例，以引进“三资”企业为重点，着力建立和发展外向型的工业体系。发展大亚湾，我们的策略是搞“一轮明月”辉映下的“满天星斗”，在大工业项目带动下的产业群。

    本报记者田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