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华华

    据日前传媒报道，郑州市提交市人大审议的《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规定，公交车乘客应主动让座给老人、孕妇等特殊乘客。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乘客处以50元罚款，不少网民对此纷纷提出异议。

    尊老爱幼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美德。在公交车上，为老人、孕妇、残疾人等让座，也是优良道德风尚，体现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文明素质。然而，将“让座”这一道德范畴的问题升格为条例、法规问题，以制定地方条例、法规的形式加以确认，却必须经过最严格的程序论证，不能仅凭着满腔美好愿望蛮干。对此，一个首要的关键前提是，道德升格条例、法规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形成“可操作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先从道德层面来看，“让座”与否全在于个人是否有此愿望并付诸行动，道德对于拒绝让座者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而只能做出一个“这样不好”的判断。一旦升格为条例、法规，“让座”就立刻具有强制性，意味着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负有“让座”的义务，后者也相应具有要求前者“让座”的权利。那么，一系列问题立刻出现了：条例、法规该如何清晰地界定这两个群体？道德层面的模糊语言“老弱病残”，能否转化为可测度的精确标准？比如，一名发烧到39度的病人，是否该给一名61岁的老人让座，类似病情与年龄之间该如何比较才算公平？诸如此类，仅仅一个界定权利义务主体的问题，就面临着无数种现实的可能性，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进而，假设有关条例、法规已清楚地界定出应否“让座”的各种条件和情景（实际上希望极其渺茫），则立刻又面临一系列实施与监督的问题。郑州市这个条例草案，显然是把监督权授予了司机和售票员，交由他们对实施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并部分地授予其处罚的权力和责任（拒绝当事人乘坐）。这实际上意味着，司机或售票员首先得能够根据条例规定，在具体现实情景下界定“让座”的人群。不妨设想，假如遇到两名起争执的乘客，他们的工作情形大概是这样：先查看双方身份证件、病历证明等，再为双方测量体温、心跳、血压……这个工作量将有多大啊！

    继续推导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为“让座”问题制定专门的条例、法规，并保证其可操作性，简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起码远比郑州市目前所作的工作复杂许多；而且，具体实施也将面临极大的法律成本，远远超出其能够为社会创造的效益！总的来说，为“让座”专门制定条例、法规，其现实意义不大，犯不着也没必要。

    尽管不少法律法规是由道德升格而来，但考虑到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精确性等所要求的可操作性，以及为了满足可操作性而必须承受的法律成本，那么，就并不是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值得升格为法律法规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无数类似于“让座”的道德问题，我们在制定条例、法规时必须小心筛选，才不至于盲目将其升格。郑州市的“让座法”，无疑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论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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