烨 泉

    各种各样的“跳楼秀”近年来在许多城市中频繁出现，让城市管理者大为头痛。一方面“表演者”专会选人多繁华、交通压力大的地方摆台，让原本脆弱的城市交通陷于拥堵甚至瘫痪；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对“表演者”进行解救，毕竟人命关天，谁也不会等闲视之。

    说起“跳楼秀”，最“经典”的莫过于几年前发生在西安市体彩中心的一幕，中了大奖的刘亮被该中心指为“彩票造假”，刘亮一气之下爬上了6米高的广告牌，要以死讨回公道。就因为这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的惊天一跳，牵出了一桩轰动全国的彩票诈骗大案，包括陕西省原体彩中心主任在内的十余人获刑入狱。时隔数年，“跳楼秀”在各大城市中颇显蔓延之势。目前，认为“跳楼秀”是以自杀相要挟达到个人目的、频繁作秀扰乱公共秩序、浪费公共资源的声音越来越高。  
 

  “跳楼秀”之所以会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在社会转型时期，动荡和不公平的因素增多，而整个社会无论是来自国家政府的制度建设、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还是来自民间组织的各种服务都是不健全、不完备的，甚至很多根本就没建立起来。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社会生活中的弱者(或者自认为是弱者的人)很难找到某种适合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渠道，不以死相逼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会获得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憾。而另一种情况也同样需要引起重视，那就是现代生活的陌生感和孤独感，很多“跳秀楼”者表现出来的是他们可能很清楚自己的问题别人根本无法帮助解决，但他们仅仅需要一个可以诉说的机会，寻找一个可以认真听他讲话的对象。这种人其实需要的是来自民间组织的心理干预，而我们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渠道其实非常有限。

    法律的威慑可能会使“跳楼秀”这种行为减少，但如果不能完善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各种公共服务体系，不能通过我们的积极努力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合理，即使终结了“跳楼秀”也还会上演其他别的什么“秀”，毕竟复杂的生活和一些不公平现象会激发一些过激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那时候我们的管理者还会更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