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城市化政策需再次转型

    张妮在《中国发展观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设市城市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现在的656个，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我们并没有从家庭、社会的角度考虑推进城市化，而仅仅是从城市发展需要劳动力的角度思考城市化，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诸多方面还无法享受市民待遇。健康的城市化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新时期城市化政策再次面临转型，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

文明创建要着眼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丁凤云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不仅是我们党为民执政理念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基本立足点。“让百姓受益”是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最终价值追求和最高价值取向。只有“以民为本、施惠于民”，才能使得文明城市创建形成合力，有声势、有特色。要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让人民群众办事顺利。着力推进决策、执行和监督考核三个体系建设，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行政服务环境和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廉洁勤政的机关管理体系。建设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和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让人民群众共享文明。

农村基层自治并非“大包大揽” 

    项继权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任何组织都承担并履行特定的功能，其权力和能力都会受到限制。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基层自治组织，其权力和自治范围的有限性突出表现为：一是法律的规范。我国村民群众自治制度是农民群众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自治，它必须遵循现行的法规政策，依法自治。二是地域的边界。我国的村民自治是村民群众对本村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自治仅仅限于本村事务或“村务”的自治。三是能力的限度。实际上，由于村民自治组织自身的资源、条件和能力，往往无法解决发展面临的所有困难和问题，满足村民的全部需求。因此，村民自治不能也不可能“大包大揽”，没有限制的“完全自治”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