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名英勇的长征中央女红军中有个惠阳妹

　　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女英雄，挺着大肚子参加革命，为了革命需要，她把两个亲生骨肉送给当地村民寄养。她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血雨腥风，也遭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她就是长征中央红军中32位英勇的女红军之一的巾帼英雄廖似光，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人。

　　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本勇猛？廖似光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她经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时刻？记者日前拜访曾受廖似光20多次当面教诲的原惠阳市委党史办副主任邹金城，通过他的讲述，再现廖似光经历的革命斗争、重大历史事件无数曲折生动的历史场景。同时，记者还在廖似光远房亲戚廖天运的带领下探访了位于周田村的廖似光故居，重温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

廖似光当年就是在这栋房屋中开展革命工作。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记者如约来到邹金城家。邹金城话不多，寒暄几句后，记者直接进入采访主题。一提到廖似光，邹金城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有两件事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当年廖似光为帮助家乡生产队发展生产，回到家乡把自己存的3000元钱捐献给生产队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曾使家乡秋长人赞叹不已；二是1979年，她又回过一次家乡，为帮助家乡秋长发展多种经济，又捐出4000元钱办起了当地第一个柑桔果场。每当人们看到那大片郁郁葱葱的柑桔果园，就仿佛看到这位女英雄在革命征途中的身影；每当听到拖拉机马达轰鸣，又宛如听到她南征北战的脚步声。

　　“我同廖似光认识和熟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邹金城说，当时开展中共地方党史征研工作，1981年5月的一天正好是她70岁生日，他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应邀赴广州珠岛宾馆参加祝寿宴会。从此接触的机会多了，年复一年聆听她的教诲，受益良多。廖似光思维敏捷，侃侃而谈，眉宇间流露出一股革命气概，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廖大姐的话我字字记在心里。”邹金城说，廖似光曾经说过一段话让他印象深刻——— “我已进入古稀之年，身体不如从前。人老了，但不等于心老；人老不可怕，因为这是自然规律，可怕的是心老，也就是革命意志衰退，这对革命者来说才是可悲的。我们许多老同志，当年或在前线，或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辛，生死、荣辱、哀乐，人生的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尝过。他们都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因为他们是革命者。人老心不老，为人民奉献生命才有价值。”邹金城表示，廖大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97年，惠东县委党史工作者在广州看望廖似光。 本报记者王剑桥通讯员叶伟生 翻拍

　　上夜校

　　走出革命生涯最重要一步

　　“夜校彻底改变了廖似光的人生轨迹。”邹金城说，上夜校是成就廖似光非凡革命生涯最重要的一步。

　　时光倒回192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落日的余晖把周田村映照得一片彤红。刚刚从山上打柴回来的廖似光，前脚还没有跨入家门，邻居就匆匆跑来对她说：“华哥回来办夜校啦！今晚就在我家阁楼上开课。”“真的？那太好了。”听说是上夜校学文化，从未进过校门的廖似光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到时可要早点来呀。”“嗯。”

　　回到家，廖似光放下柴，胡乱扒了几口饭，手脚勤快地把该做的事做完后，连妈妈也没有告诉一声，就悄悄地出了门。

　　小阁楼里，灯光明亮。门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块用木板拼凑起来的小黑板。黑板的前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排简陋的长木凳。廖似光选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坐了下来。这时，村中的青年们鱼贯而入，把小阁楼挤得水泄不通。

　　“这就是廖似光当年上夜校的小阁楼。”顺着廖天运指的方向看去，曾经热闹的小阁楼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在廖天运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小阁楼，一眼就看了那块挂在墙上的小黑板，长约1.2米，高0.8米。黑板的左边有个约0.5平方米的窗户，窗外有条路直通后山。廖天运说，那是用来逃跑的。触摸着带有历史痕迹的小黑板，记者感受到了当年革命者为了自由、光明而奋斗的激情。

　　“夜校的第一课开始了。”邹金城的讲述又把记者拉到那个年代。“华哥满脸笑容地走到小黑板面前。华哥，名叫叶文华，是周田村的一名地下党员。当时正在惠阳象山中学读书。这次他受组织派遣，利用假期回村办夜校，准备在周田村青年中间发展团员，建立共青团组织。当晚，他没有教人识字，而是给人们讲解‘地主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的革命道理。他说：‘穷人吃不饱，穿不暖，是因为种的粮食都给地主老财剥削去了。穷人要过好日子，就得团结起来，同地主老财进行斗争。’”

　　廖似光睁大眼睛，一字不漏地听着。她虽然似懂非懂，但觉得很亲切、新鲜，句句入耳。她记得小时候，有个叫彭湃的“农民大王”也曾到过家乡一带领导农民组织农会。那年头，乡亲们扬眉吐气，地主老财则威风扫地，多开心啊！

　　华哥还介绍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他鼓励大家说：“青年人要敢于带头参加革命斗争，妇女们也要敢于砸碎封建枷锁。”听到这，廖似光那颗早已对现实不满、但又有些茫然的心，顿时燃烧起来。她紧攥拳头，激动地望着华哥，两只眼里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普通的一个晚上，却是廖似光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邹金城说，这一晚，廖似光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凝视着窗外朦胧的夜色，脑海里波翻浪涌，童年时代悲苦辛酸的往事，此时此刻一幕幕展现在她的眼前。

　　1911年4月，她出生于惠阳秋长周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3岁时，父亲病逝，此后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旧社会，一个农村妇女挑起一家五口的生活担子，谈何容易？为了维持全家生计，廖似光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在婆家，她七八岁就开始劳动。每日天蒙蒙亮，她就得手持三尺竹鞭，打着赤脚，同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把牛赶到野外去。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到了十二岁，她已跟婆婆下田劳动了。除了干农活外，还要料理家务，挑水、喂猪、上山割草打柴，样样都干。十六岁那年，婆家正准备为廖似光完婚，岂料在淡水一带流行传染痢疾，她的“郎君”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此她备受非议和虐待，有人说她是“八字不正”，是“克星”。后来，她自己也染上了痢疾，在婆家待不下去，于是带病跑回周田村娘家。经过母亲四处找寻草药治疗，她才活了下来。

　　“夜校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廖似光。”邹金城说，过去，廖似光不明白，穷人的生活为什么那么艰辛，女人的命为什么那么苦，此刻她豁然开朗：穷人要翻身，妇女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闹革命！

　　人生新的一页翻开了，廖似光开始从梦中觉醒。自此以后，夜校每次上课，她都参加。她经常把自己学到的革命道理向农民姐妹们宣传，并积极参加组织农民协会活动。1929年，廖似光由叶文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周田村第一批共青团员。一条谋翻身、求解放的新路，正在廖似光的脚下延伸。

廖似光故居。

　　入香港

　　编写油印宣传单被巡捕抓走

　　“廖似光的悟性非常高，很快就受到重用。”邹金城说，1931年春，党组织把廖似光调往香港，担负掩护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从农村到城市，环境变了，廖似光也变了。在 香 港湾仔的一间不太醒目的三层楼房里，她已从一个客家村姑变成了这里的女主人。她这时的任务是“坐机关”、看门、望风、搞油印、应酬来访客人。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的凯丰 （何克全），不久，他们结为夫妻。

　　入夜，香港湾仔住宅区，万籁俱寂。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这时都已经进入梦乡。可是，在廖似光夫妇的住所里，他们正在紧张地编写、油印宣传单和宣传品。油灯下，凯丰在奋笔疾书；油印房里，廖似光在埋头工作。“多少个夜晚，他们都是这样度过的。”邹金城说。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一天晚上，港英当局从叛徒口中探悉团广东省委机关的地址，派巡捕突然包围了廖似光的住宅。“咣当！”几个凶神恶煞的巡捕破门而入，疯狗般地在廖似光的卧室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天，可疑的东西没有搜到，却把廖似光和凯丰抓走了。经过我党的多方营救，几经周折，港英当局才改为把他们“驱逐出境”。

　　1931年9月，廖似光和凯丰登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在香港，他们已经很难立足，必须转移到新的阵地。船舱里，一片喧嚣，旅客们吵吵嚷嚷，拥挤不堪。廖似光和凯丰找到自己的铺位后，刚坐下，只见一个清瘦而精干的中年人突然走到他们面前。原来是李富春。廖似光差点叫起来。李富春微笑着向她点点头，然后迅速地同凯丰交换了到上海后的接头地点和联系暗号，就匆匆走开了。原来，这次去上海，党组织已给他们作了妥善安排，派了李富春随行照应。

　　“呜——— ”汽笛长鸣，船离开了码头，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廖似光回头看着窗外的香港，只见岸边的楼房、群山，在雾气中渐渐隐去。她知道，前面征途尽是惊涛骇浪，等待她的，将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进上海

　　做交通员与国民党特务作斗争

　　1931年初，中央苏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军事“围剿”。红军连战皆捷，苏区一派红火。然而，这时的上海，阴云密布，马路上，特务、暗探像一群恶狼，流露出凶残的目光，密切注视着过往行人。警车不时从大街上呼啸而过，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廖似光和凯丰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座洋楼的亭子间里。他们抵达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头后，凯丰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廖似光担任团中央机关政治交通员。有一天，时近黄昏，廖似光照常做好晚饭，等待凯丰回来。可是，左等右等，连个人影都没有见着。会不会出事了呢？她心急如焚，坐立不安。直到晚上9时，凯丰才急急忙忙从外面回来。他带回了一个坏消息：团中央机关已经遭破坏，让廖似光马上转移。廖似光赶紧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正要出门，突然一想，还有一名同志没有通知转移。于是她让凯丰先走，自己却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去找那名同志。通知那名同志安全转移后，她才转移。

　　廖似光担任政治交通员，经常要到指定地点去领取党中央的文件和油印宣传品。有一次，她到团中央秘书处取文件。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她买了几斤线面，两包寿饼，把秘密文件藏在寿礼底下的纸缝中。当她来到大街上，刚好撞上国民党特务正在搜捕共产党员。她想避开，但已来不及了。这时，她耳边听到一声猛喝：“不要动！”

　　廖似光只好原地站定。两个特务提着盒子枪，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一个脸上印着一条深深疤痕的高个子，气势汹汹地问道：“上哪儿去？”“到娘家去。”廖似光泰然自若地回答。“到娘家干什么？”“今天是我娘五十岁生日，做女儿的不要备点寿礼去拜一拜吗？”特务贼头贼脑地打量一下她手里提的寿饼寿面，又抬头看了看她那镇定而平静的脸色，找不出什么破绽，于是挥挥手，就让她过去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又一次化险为夷。经过这个时期的革命实践，她深深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曙光，她趁着这次转移的机会，取“曙光”的谐音，改名“似光”，以示自己对革命曙光的追求和彻底革命的决心。

　　参加长征

　　挺着大肚子咬紧牙关跟着队伍前进

　　1933年秋，廖似光奉命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同年底，她被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翌年10月，长征开始了，她跟随着红军队伍，踏上长征的路途。

　　红军离开苏区时，廖似光刚好怀孕在身。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把她编在干部休养连。休养连，名说是“休养”，实际上是既无暇休也无法养。红军几乎天天都在与敌人打仗，哪能谈得上休养？白天行军，敌机经常空袭轰炸，夜间又要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有时强行军下来，廖似光浑身是虚汗，腰酸腿软，累得差点撑不起身来。然而，她硬是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跟着队伍前进。她不但尽量不要别人照顾她，沿途还深入村舍农户，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

　　红军进入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一天，廖似光突然感到肚子一阵阵剧痛。她心里估摸，可能是孩子要出生了。果然，过后不久，一个怀胎仅7个月的男婴降生了。

　　男婴的降生，本应给父母带来喜悦，但廖似光却为此犯愁：部队正在辗转征战，作为战士，哪能带着婴儿行军打仗？离开部队吗？革命队伍是她的希望所在，她不愿意为了养孩子而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思忖再三，她作出痛苦的抉择，决定把自己心爱的孩子送给当地农民寄养。在母子临别时刻，她搂着孩子亲了又亲，默默地对孩子说：“孩子，不是妈妈狠心，而是形势不允许你留在妈妈身边。等革命胜利了，妈妈再来接你。”这时，怀中的婴儿似乎知道母亲就要离他而去，哇哇地哭个不停。看到这情形，廖似光鼻子一阵阵发酸，落泪了。

　　她擦干眼泪，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找来毛巾把孩子细心包好，写上孩子的出生时间和母子离别的原因后，交给了当地群众，自己则怀着愧疚的心情，随队伍上路了。这是她为了革命寄养的第二个亲生骨肉。

　　陡峭的山路崎岖难走。邓颖超看廖似光身体虚弱，就让她睡担架。可她只躺了十天，便起来了。一个月后，人们已经看到她又忙于工作了。

　　进入草地后，环境更为险恶。这里千里荒原，一望无际，没有道路，也没有人烟。更令人生畏的是，遍地还布满了陷阱似的烂泥潭，人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廖似光和战友们就是在这“草甸泽国”中艰难跋涉，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挪。

　　宿营了，廖似光和战友们在地势稍高一点的小土包上，找来枯枝和茅草生火，用脸盆、杯子烧水、煮饭。晚上，她们围坐在火堆旁，讲故事、说笑话，用阵阵笑语欢声打发那寂寞难熬的荒原长夜。七天过去了，她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1935年10月，廖似光和战友们走完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段路程，胜利到达陕北。

邹金城说，革命战争年代，当敌人要抓捕廖似光和她的战友时，他们就是从这个后窗逃到山上的。 本报记者王剑桥 通讯员叶伟生 摄

　　投身工运工作

　　抗战爆发前夕与工运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讲到这，邹金城笑笑说，人生际遇，有时确实难以预料。抗战爆发前夕，廖似光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她做梦也没想到，自此以后她与工运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七七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中国内地，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2月，党中央派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博古等组成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 （当时党内称 “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的斗争，并开展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廖似光也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团”代表的身份随调来到武汉，担任“长江局”工委副主任职务。为宣传抗日，廖似光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武汉。她深入汉阳兵工厂、汉阳钢铁厂、武昌棉纱厂等地的工会，开展工运统战工作，特别是团结了在国统区颇有影响的以朱学范为首的“中国劳动协会”（以下简称“劳协”），共同组织了 “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岂料国民党当局却以没有邀请“官办工会”参加为由，不予备案，甚至勒令停止筹备会的工作。廖似光和同志们闻讯后，非常气愤，在193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上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卑劣行径。

　　1948年8月1日至22日，廖似光以劳协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会上，她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后，她留任东北，担任东北野战军总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并兼任军工工会主任。当年11月，沈阳解放，廖似光奉命赴沈阳接管军工，采取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式，取得了成功经验。这一经验被中央转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前委推广。随后，廖似光加入了接管城市的队伍。从长白山下，到南海之滨，接收解放后城市的工厂和企业。在哈尔滨、沈阳，她参加接管军工厂；在武汉，她受命筹建武汉市总工会；在广州，她担任广州市总工会第一任主席。直至全国解放后，她还在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1949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南挺进。廖似光同一批广东籍的同志也跟随部队南下，准备接管广州。

　　9月下旬，集结于湘赣边境一带的我军开始向广东进军。我军摧坚破垒，锐不可当，很快就占领了粤北的南雄、始兴以及潮梅地区的部分县城。当廖似光一踏上广东大地时，心潮翻滚，感慨万千。她离开广东这块曾经哺育她成长的地方已经快20年了。在此期间，她走南闯北，为革命四处奔波，一路风雨，几经寒霜。如今，她回来了。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廖似光被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为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工委书记，分管工会工作。

　　在刚刚接管广州的日子里，廖似光带领工会干部队伍，深入工厂，走上街头，向工人、店员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号召工人们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权，并动员广大工人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岗位，恢复生产。

　　工厂冒烟了，商店营业了，广州从战争的灾难中复活过来了，当时担任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对廖似光的工作倍加赞赏，称她是一位“难得的南征北战的工农兵女干部”。

　　1949年10月至1951年8月，廖似光分别担任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及筹备会主任。此后，她历任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

　　“文革”遭遇

　　被“监护”8年坚决不诬谄同志

　　每次讲到廖似光的遭遇，邹金城都会用表情传达他的情绪。讲到“文革”，邹金城摇摇头，脸上露出惋惜的表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厄运也降临在廖似光头上，她被 “监护”了8年，人身和精神均受到很大摧残。就在受“监护”期间，有人要她伪造材料，搞假证明，诬谄同志，她坚决不干。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她都仗义执言，不为所动。她曾经理直气壮地说：“你把刀搁在我脖子上，我也是这样，保证脸不改色心不跳。”

　　廖似光虽身处逆境，但她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11月，廖似光用补发的工资自费到了北京，看望邓颖超和康克清两位大姐。在邓大姐家里，她们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廖似光眼里噙着泪花，半天也没有说一句话。8年来的辛酸苦辣，一时能从何说起？

　　1978年后，廖似光先后当选为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她离开了领导岗位，而这位当年英姿飒爽、叱咤风云的女红军，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光和热。2004年7月，廖似光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本报记者黄晓娜 通讯员宋日文

　　廖似光简介

　　廖似光，原名廖娇。1911年4月出生于惠阳秋长周田村。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时，透过国民党统治区的深重黑暗，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谐音，改名为“似光”。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开始参加长征。

　　抗战爆发前夕，廖似光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1937年，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团代表身份随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调至武汉，任长江局工委副主任职务。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庆阳陇东专区贸易局副局长。1945年，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随军南下解放广东，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工委书记和广州市总工会筹备会主任。此后，她历任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廖似光在广州病逝，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