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故事——周醒南的传奇人生

周醒南（左一）与黄强。

　　筑公路贡献乡梓 建港口履新厦门 

　　1920年8月，周醒南随军返粤，出任汕头筹饷局局长，在后方负责筹措军饷，支援陈炯明讨伐桂系军阀莫荣新。10月，廖仲恺出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厅长，到任后，即调用周醒南，拨给赈款10万元（银元，下同），让周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主持修筑广东第一条公路惠平公路。廖委周以此任，自然是看重他在漳州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魄力。惠平公路原由周在首任公路处长时主持规划修筑，现在重谋旧事，情况熟悉，又有漳州建设的经验和家乡父老的支持，工程很快在11月底开工，至次年5月即通车营运。此路全长33.2公里，是广东省最早通车的一条公路。

　　惠平线刚刚举行了通车典礼，惠樟公路惠阳县路段随即动工修筑。当局设立惠樟公路局以董其役，局长由周醒南担任，参与其事的有张友仁、翟雨亭、杨固初、曾固民等惠州知名人士。他们亲自到工地督导，现场解决问题，加快了工程进展。1923年底，惠樟公路竣工。公路在东莞樟木头与广九铁路连接，自此，从惠州到广州、香港这两个重要城市的时间大为缩短，对惠州加强对外开放，促进区内发展，产生了积极久远的影响。

周醒南编撰的《填筑厦门筼筜港报告书》。

　　在周醒南修筑公路接连报捷的时候，广东的政局暗流涌动，风波迭起。1922年3月20日，粤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遇刺，三日后不治逝世。在社会舆论对此案真相不断寻问之中，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南北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的内情，逐渐浮出水面，陈于是向孙请辞。4月21日，孙以大总统名义免去陈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陈即离职返惠，隐居西湖百花洲。隐居期间，陈一再婉拒复出，又亲自致函各省军政领袖及美洲、香港、上海等地侨领，以争取理解和支持。其中有十四封写于这一年6至8月之间的信函手稿共30页，相信是陈起草信函后交周抄正，一直为周醒南所保存，直至七十多年后的1994年，其哲嗣周少南（浪怒）才完璧归赵，将其交还给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

　　孙中山命令征桂各军改道北伐，粤军将领叶举等对孙强烈不满，率粤军数十营入穗。1922年6月16日，粤军包围总统府，驱逐孙中山。孙陈阵营的公开决裂和尖锐对抗，引发了一场新的战争。自1923年5月至1924年3月，孙中山对陈炯明进行了二次军事征讨，东江地区战火频仍。当此之际，在家乡实现筑路的宏愿已成奢望，周醒南决意前往厦门参与港口的建设。

　　在周醒南踏足厦门的第二年，即1925年的10月15日，东征军终于攻破惠州北门，进占府县两城，随即挥师粤东。11月2日，粤军撤离汕头，退入福建南部。12月6日，陈炯明乘“海筹舰”驶入厦门海面，在舰上召开军事会议，寻求支援及解决粤军给养办法。陈采纳周醒南建议，派前筹饷局会办陈宗岳持陈的亲笔信赴云南谒唐继尧，请求支援。13日，陈秘密在鼓浪屿登岸，下榻于周醒南家，前后共八天。当时厦门各界人士忧虑东征军藉此入闽攻厦，纷纷向海军司令杨树庄请愿驱陈出境，陈迫于压力，在21日乘轮船秘密赴沪，退隐香港。

　　这一回，周醒南并没有追随陈炯明前往香港，而是留在厦门，一幅宏伟的蓝图，正等待他亲手描绘。

1926年的厦门市区，周醒南此时已在描绘厦门未来蓝图。

　　巧筹资改天换地 付心血鹭港重生

　　上世纪20年代初，当陈炯明在漳州厉行新政取得骄人成绩的时候，厦门却以脏乱差闻名于世，“街市窄狭，民居稠密，架席片薄板蔽日，而又堆积粪土，熏蒸潮湿”（《鹭江志》）。港口区垃圾如山，堤岸坍塌，海滩淤塞，退潮后无法停靠巨轮，被“一般人认为是中国最垢污的城市”，是根本无法适应中国海军现代化要求的 “臭港”、“臭埠”。1924年，时任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林国庚开始介入厦门市的市政建设。林是福建闽侯人，曾于1905年公派英国格林维基海军学院留学，接受过现代海军教育。他认为现代海军基地的建设，应与现代港口城市的建设结合起来，同步进行。“凡市内之公安、公用、工务、教育、卫生、财政、土地，皆属市政范围之内”，而“厦市不先从工务着手，一切均无从附丽”。他力排众议，聘请周为厦门港海军司令部堤工处会办，聘冯重熙任周之秘书兼统计科长，负责建造厦门岛西南沿海的堤岸路道等。周又电邀李礼甫、王仁度、翟雨亭等一批惠州人前往厦门开设公司承包修建海堤和华侨楼房工程。自此，周醒南掀开了人生重要一页。

上世纪30年代的厦门思明南路，前身是鲁迅所说的“臭水塘”。

　　有研究指出：周醒南策划厦门市政建设，最大的贡献是引入市场经济的方法筹集资金，大量吸纳民间与华侨资本参与市政建设。例如，他发行“兴业地价卷”，以新辟地段土地为奖金，筹得修筑海堤资金100万元，并用竞价标投的方式，将工程判与建筑公司承包以樽节经费。又与南兴公司签订合约，由该公司出资修筑鹭江道第一段海堤，除滩权外所有空地归其承买，减轻堤工处财政负担。就这样，鹭江道第一段堤岸很快建成，基本满足了军舰全潮候靠泊港口的要求，得到海军部司令杨树庄的高度赞赏。

　　周醒南对厦门市的改造建设，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1926年中秋节，兼任厦门大学教授的中国银行经理朱镜宙，在东园菜馆为刚到厦大的鲁迅先生洗尘，周醒南与黄强等出席作陪。席间谈及厦门旧城改造，鲁迅向周提出了好些建议：如厦门城外的臭水塘应该填平，镇南关外的乱坟堆应该迁移等等，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周醒南的姓名。

　　1927年8月，林国赓擢升为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司令，出任厦门市政督办公署督办。在林强力支持下，周采取预售新区地皮的方法筹集市政建设经费。很快，旧城墙被拆除，并用拆除城墙的余泥填平了鲁迅所说的“臭水塘”即瓮菜河，辟为思明南路的一段 （今思明电影院至中山路口），镇南关外的荒冢也被迁移，辟为大生里住宅区。思明南路竣工后，附近地价从每平方米不到20元涨至90元左右，投资者获得丰厚回报，民间资金特别是海外侨资蜂拥而至。整治环境、筑堤修路，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兴盛，房地产业的兴盛又转而为公共市政的改善提供了充裕资金，厦门市政建设进入良性滚动的发展轨道。从1927年至1934年，鹭江沿岸的烂泥滩得到彻底整治，堤岸坚固挺拔，沿岸19个码头依次排列，堤岸内建起马路、楼房；市区共修建主、次干道63条，总长度33.44公里，加上一般街巷总数达360条；共开发新区30处100余万平方米，新修街道两旁兴建的民房达13500余号，建筑总面积340余万平方米。全市还建有3座公园、9个菜市场、20座公共厕所，一个新兴的厦门市出现在世人面前。

　　捍主权威武不移任毁誉道释修心

周醒南迁移镇南关外的荒冢，辟为大生里住宅区。

　　规模浩大的市政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引起了相关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周醒南虽然有海军强人林国赓作后盾，仍不可避免要被卷入这些矛盾争斗的漩涡之中。

　　1927年9月，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常务委员李某主持联席会议，以清除“陈逆炯明余孽”为由，通过通缉市政会会办周醒南议案。次日，即派员至堤工处搜捕周醒南，适周外出而未果。林国赓对此发表谈话，指责该党部未经司法机关直接搜捕周醒南，实为“越权干政”。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随即致函市党部，明确宣布“周醒南并无谋为不轨的事实，应撤消通缉案，照旧供职”。周亦在厦门各报刊登启事，驳斥所谓“余孽”一说，强调“市政会为议决机关，督办公署为执行机关，所行者均市政会通过者，尚有督办主持，岂会办一人能把持发卖土地？今违法围捕，倾陷存心，惟有呈请辞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李某等人自知理亏，此事才暂告平息。

　　外国势力也窥伺厦门事务，特别是日本人，早有夺取厦门港口控制权的野心。承包填海筑堤工程的公司曾通过厦门商会向日本在台湾银行贷款。1932年，港建初见成效，日方趁贷方资金紧缺之机，以索讨贷款为由，意欲强行收买港忆海堤泊轮权。他们勒逼厦门当局，若不立即还贷，就得出卖厦港泊位和货仓给他们抵债，商会交涉无果，周醒南被推到事件的风口浪尖。日方逼周签字承认出卖厦港泊位及货仓。周决然说：“此为中国主权所系，我无权也不能签字。”周因此被扣留数月。这时候，刚好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至福建，十九路军总参谋长黄强兼任漳厦警备司令，闻讯报告蔡廷锴将军。蔡向日方严正声明，责令放人。十九路军刚在上海抗战中取得胜利，军威大振，日本人有所忌惮，周醒南终于获释。时至今日，漳厦老人一提起周醒南，都对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赞不绝口。

　　经此多番折腾，周醒南对佛道二教兴趣日浓，冀希在那里找到一个安顿心情的精神栖息地。1928年，经友人王弼卿介绍，周醒南加入了设在鼓浪屿的了闲社。此社虽带有道教色彩，“实际上是一群世事难了，身心不闲的文化人修身养性、抒怀言情的场所”。在一次社日活动中，周醒南登坛扶乩，自称有延平王郑成功附身，牵引乩笔写下了三首绝句。其二云：“大海狂涛入耳哀，故园翘首乱云堆。伤心三百年前事，愧与田横话夜台。”其三又云：“荒烟蔓草旧楼台，昔日雄心安在哉？横槊有愧吾计左，枕戈空盼好音来。”而周醒南藉附身之说，鸣放内心的郁抑和愤懑，民国《厦门市志稿》称“此诗悲壮苍凉”，不无道理。

　　1931年3月，思明县（今厦门市思明区）佛教会成立，高僧太虚法师首任主席，冯重熙、蔡吉堂同为首任的常务秘书，周醒南当选为监察委员。其时，“参禅屏俗”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933年8月，陈炯明于香港遽然辞世。周醒南闻耗，撰联哀挽道：“公为革命先锋，结局如斯，千古英雄同下泪；我亦当年部曲，前尘若梦，九秋风雨有余哀。”周在此时所深沉慨叹的，自然不仅仅止于“结局如斯”的陈炯明；他作为这位“革命先锋”的“当年部曲”，回顾那“若梦”之“前尘”，再转而审视眼前的风风雨雨，对于政洽与道德良心，利益与是非功过，以及社会与人生进退，似乎有了更多的感悟。他曾书写了三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是非审于己，毁誉听于人，得失安于数。”——— 也许是获得了道家和佛教思想精华的滋润，他变得更加豁达和从容。

　　反独裁福建政变 遭清算惜别闽厦

　　1932年5月，蒋介石命令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调往福建“剿共“，总参谋长黄强率领先头部队进入闽南地区，周醒南允其所请，兼任总部路政处顾问，指导修筑龙漳公路。6月，十九路军所属各部源源开抵厦门转道漳州，总指挥部设立“十九路军驻厦门办事处”处理相关事宜，任命周醒南为主任。7月14日，蔡廷楷乘轮船由香港抵达厦门，携幕僚赴鼓浪屿周醒南私邸安歇。随后，参谋长黄强等人也抵达周宅。晚上，蔡召集师旅长开军事会议。其时，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正在密商酝酿起义反蒋。

　　1933年11月20日，“闽变”事发，“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宣告成立。蒋介石调遣二三十万中央军入闽讨伐。福建人民政府起事仓促，缺乏各方支持，迅速瓦解。1934年1月9日，中央军攻陷厦门，漳厦警备司令兼“厦门特别市”市长黄强于城陷前夜出逃香港。平定闽变后，蒋介石派亲信陈仪主持闽政，原属北洋系统的林国赓失势。失去后盾的周醒南早与厦门国民党人交恶，现又和十九路军上层的关系密迩，处境日益艰难。1934年5月20日，厦门市国民党部别动队趁周醒南巡视中山公园事务，以周曾参与闽变、非法擅卖土地予英商太古银行、勾结土豪侵夺民屋等为由对其实施逮捕。捕后，即上书蒋介石，请求给予惩处，后经林国赓疏通斡旋，始得释放。随后，省政府下令改厦门市改工务为工务局，周醒南惜别厦门，返回广东，旅居香港，一度任香港惠阳商会会长。

　　资西湖发展经济 兴文教惠泽乡邦

1946年，周醒南重修湖心亭。这是在此之前的湖心亭。

　　回乡后，周醒南热心于家乡建设，对惠州文化教育事业以及惠州西湖的保护开发，尤为关切。1934年，周醒南为了改变古城相对封闭的状态，扩大惠州对外交流，推动西湖旅游经济的发展，会同张友仁、翟雨亭等人，招股集资10多万元，在惠州排沙兴建西湖大酒店。酒店（即现惠州宾馆望湖楼）楼高四层，造型优雅，装修华丽，集饮食住宿娱乐于一身，为当时惠州一流，专门接待省港上层人士。次年，酒店于建成开业，未几抗战爆发，1938年惠州首次沦陷敌手，酒店惨遭焚毁，被迫结业。

　　●1935年4月3日（广东禁赌纪念日），陈炯明归葬惠州西湖紫微山。先是，陈故旧募资修建墓园紫微山庄，当道赠以巨金相助。章炳麟为撰墓志铭，作篆书“陈竞存先生之墓”以题墓碑。由周醒南和陈演生主理墓园山庄的设计和兴建。墓园庄重肃穆，依山环湖，广植嘉树，分莳繁卉，环境清幽，很快成为著名景点，四时游客多慕名前往拜谒。每年春秋二季，城区中小学校的师生到山庄郊游野餐，成了惠州民间传统，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山庄遭破坏后才被中断。

　　●1936年，张友仁易黄塘石桥为混凝土桥以通丰湖书院，邑人叶秉机（史才）、苗致信、魏阶平助之。复请周醒南等改建桁桥，李瑞征、惠樟路会助之。周醒南作《改建黄塘桥碑记》。

　　●1937年春，黄强昆仲捐筑近秀桥（俗称波罗桥，位于西湖东大门前）为父母祝八十双寿。周醒南、张友仁等慨然助捐，桥于同年七月竣工。

　　●1938年，由周醒南、黄强等引线，著名闽籍商人胡文虎、胡文豹兄弟访问惠州，捐洋毫35000元在南坛（老惠阳印刷厂后）兴建惠州医院，邑人踊跃增捐协力助成。医院建成后，成立董事会，张友仁任董事长，周醒南任副董事长。同年10月，惠州沦陷，医院屋舍仪器损毁殆尽。

　　抗战期间，周醒南以为白盐乃民食之本，不可一日或缺，即与友人集巨资组织公司在沿海购盐，用人力抢运，辗转千里，输至韶关，转销湖南等地，接济军民之需。

　　●1942年，服务军界的邑人梁季平，抗日不忘教育，为解决惠州学校多因战乱内迁，本地学生无法就近入学的困难，首倡集资兴办私立持平中学，成立了董事会主持校务，董事会成员带头出钱出力，并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募捐办学，周醒南是董事之一。

　　●1944年11月，票选周醒南为惠州西湖整理委员会主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在周醒南主持下，惠州医院得获在原地完成重建，服务市民。

　　●1946年，周醒南捐俸重修湖心亭，并作《修湖心亭记》。同年，周又与翟雨亭诸股东以西湖酒店捐赠给惠州医院。

　　●1947年，黄强出任台湾高雄市长，周醒南应邀“赴台湾高雄襄办市政”。未几返惠，决心发展岭南第一名胜之惠州西湖，并擬出极为具体的整理西湖计划书。同年，周醒南等倡捐重修元妙观，周作《重建惠州西湖元妙观小启》广为号召。文谓抗战胜利，“腥膻已涤，衽席旋登，正宜恢复宏观，及时经划，冀一仍旧贯，合众志以成城。敦请台端，克襄盛举。勿以贫富较量，各尽善心；毋存秦越之心，共完斯愿。”

　　●1949年，周醒南倡办平潭农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选派李显明（李元经之子）主持校务。早在三十年代陈济棠治粤时期，陈曾在平潭办糖厂，并配置蔗田数千亩。糖厂因抗战军兴停办，抗战胜利后蔗田出租，租金作政府收益。周醒南通过有关部门，争取了部分租金，作为农校的办学经费。

　　●1949年后，周醒南长寓香港，在香港九龙仔（即今大坑东）设立环山学校，“兼收学费，嘉惠贫民，其办学亏累，人所有尽知，惟毫不介意，仍然泊如也。”期间曾任崇正总会，惠州同乡会，惠阳商会，周氏宗亲总会，青松仙观等社团任理事或首长，对乡亲事务，教育事务，道教事务每不辞劳苦，多所尽力。

　　●1963年，周醒南逝于香港。“其遗著文稿，多经世实用之作，晚年正在整理，惜编集未竟，已一病不起，迄未付梓。”所藏书籍甚富，竟亦流散于香港街市书肆，令人惋叹。

　　■特约撰稿人吴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