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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自古以来人文荟萃 每个名字都是惠州的骄傲

2017-09-28 16:04:00 稿源:东江时报

▲安期生

  ▲安期生

▲韩日缵

  ▲韩日缵

▲函可

  ▲函可

▲邓承修

  ▲邓承修

▲罗国瑞

  ▲罗国瑞

▲廖仲恺

  ▲廖仲恺

▲邓演达

  ▲邓演达

▲叶挺

  ▲叶挺

▲邓子瑜

  ▲邓子瑜

  惠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悠久的历史,培育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名人;地灵人杰之地,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自秦代以来,罗浮山就是道家术士采药修道的首选之地,安期生、朱灵芝、华子期等在山中修炼;晋代葛洪两入罗浮炼丹布道,成为惠州人文精神的首个源头;唐宋谪宦牛僧孺、陈尧佐、苏轼的到来,为惠州和中原搭起一座文化桥梁;南宋惠州先贤张宋卿、留正,造就了宋代著名的“张留书院”;明代叶梦熊、杨起元、韩日缵,代表了惠州士子巅峰成就的“三尚书”;清初诗僧函可的悲壮故事,至今仍在东北千山地区广为流传;以江逢辰、李绮青、杨寿昌为代表的“丰湖十子”,彰显了惠州文人学士良好的学术研究风气;喋血广州的罗仲霍、严确廷、林冠慈“辛亥三烈士”,至今仍为人们敬仰;“惠州三杰”——廖仲恺、邓演达、叶挺,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的熠熠巨星;广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高恬波,以及艰难走过长征路的廖承志、廖似光,他们的英雄故事仍被人们所传颂。

  这些历史人物,是我们惠州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玄门高人:成就岭南第一名山

  在汗牛充栋的道家文献中,罗浮山的神仙传说最早能追溯到周朝,比如周穆王在罗浮山度道士说。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穆王于昆仑山、王屋山……罗浮山,前后度道士五千余人。”这个周穆王,可是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历史人物,距今已有3000年。

  又如《大清一统志》所载的浮丘公得道罗浮说:“周灵王时有浮丘公者,南海人,偕王子晋入嵩山,后适罗浮得道。”据这两则传说,或可认为罗浮山在周代时已为贵族人士认识了。

  翻阅历代《罗浮山志》,不难发现书中有大量秦汉时期关于仙人、仙境和修仙的记载,俯拾即是。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安期生常与李少君南之罗浮,罗浮之有游者,自安期始。自安期始至罗浮,而后桂父至焉,秦代罗浮之仙,二人而已。安期固罗浮开山之始祖也,其后朱灵芝继至,治朱明耀真洞天,华子期继至,治泉源福地,为汉代罗浮仙之宗,皆师乎安期者也。”

  屈大均所说的安期生,是秦代方士,在罗浮山修炼,服食十二节菖蒲成仙,他可谓罗浮道教史上仙名最著者。自安期生飞仙之后,罗浮山就成了秦汉之际四方术士梦寐以求的寻仙、修仙的圣地,如随“安期生南游罗浮,获异人传授‘黄金丹法’”的李少君;有从李少君处得“灵飞散”仙去的东郭延;有尝往来罗浮,得东郭延授“九精炼气,辅星在心”之术,复以神丹刀圭服之道成的姚俊;还有“在罗浮学道,行斗步之道及洞元五符”的任敦等。

  古代罗浮山殊异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或许正是这种天时地利,才促使晋代葛洪两入罗浮山炼丹布道,成就了罗浮山岭南道教祖庭的历史地位。

  贰

  贬官谪宦:为惠州搭建文化桥梁

  惠州处粤东海隅,交通不便,更被中土视为“边徼荒远,获戾迁谪之所”,令不少人闻而色变。当时民间就有谣谚说:“连、英、循、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就怕。”谣谚中所指称的,正是朝廷贬谪官员和流放要犯的八个岭南“恶远军州”,循州(今惠州)名列其中。

  当然也有不少贬官对惠州山川民俗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陈尧佐和苏轼就是当中的典型。特别是苏轼,在他乘舟南下至广东清远时,一位姓顾的秀才热情地向他道说惠州风物之美,他听后欣然作诗道:“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他作于惠州太守东堂(故址在今惠城区教育局附近)的咏荔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岭南风物千古不易的广告词,至今脍炙人口。

  自宋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至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在惠州生活了九百四十天。这期间,苏轼的思想走向成熟,文学创作获得新的丰收。他与惠州人民融洽相处,做了不少好事,赢得了人们的真诚爱戴。他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成为惠州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与王朝云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对惠州的民风习俗影响深远。他热情宣扬惠州朴实的民风,秀邃的山水和丰饶的物产,使惠州从此名播天下。

  宋代贬谪惠州的众多著名官员中,惟一死于惠州并在惠州留下了子孙后代的是陈鹏飞。陈鹏飞是南宋经学大师,与苏轼、张子韶被后人合称为宋代“注经三杰”。他的到来,对惠州的儒学教育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惠州士子得以出人头地,位居朝廷高官,如惠州历史上第一个省元(宋代礼部试贡士第一名)张宋卿、三朝宰相留正等都是他的学生。

  南宋淳四年(1244),惠州太守赵汝驭在惠州府城建祭祀式书院聚贤堂,堂中供奉了与惠州关系密切的12位儒家先贤,让学子见贤思齐,苏轼、陈鹏飞等亦皆位列其中。贬官们的懿德范行已被转化成为儒学教育的思想资源,他们对惠州文化教育的贡献被永远铭记。

  

  贤明太守:用美德美政化育惠州

  惠州自隋开皇十一年(591)设置循州总管府,至清廷覆卵,前后经历了漫长的1400多年。如果地方行政长官以三年一任计算,足足有440多名外来官员曾宰政惠州。然而,这其中又有多少官员能位列名宦,铭记在惠州人民的心里?应该说,只有廉洁奉公,为百姓做了好事实事的循吏、良吏、能吏,才能配享惠州人的崇仰与思念。明末年间,惠州府衙曾在正堂高悬“廉比悬鱼,坐镇金鱼之岭;清同载鹤,行化白鹤之峰”楹联。其实,廉政守悬鱼之节,励官以载鹤之清,能做到这两点,就不仅是个人的政绩声誉,更是一个地方万千黎庶的莫大福气。

  惠州历史上并不缺乏贤明太守,他们良好的道德风范和施政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代廉政建设颇富启示意义,有的更有着振聋发聩的功效。如“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从之”的陈尧佐,后来官居宰相仍不遗余力地推介惠州;如“以我为州,非以州奉我”的陈偁,经画惠州西湖使之成为粤中名胜;如 “瘠一身以肥邦”的刘克刚,兴建丰湖书院振兴地方人文;又如“处脂不润,一秉忠信”的伊秉绶、重修惠州府城墙保障惠城平安的江国霖等等,他们的美德美政,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大义凛然的清官形象。

  除了贤明太守外,另一个寓惠名人群体也给惠州带来了文风丕变,那就是从宋代至清代的丰湖书院的山长们。据不完全统计,仅仅从嘉庆年间伊秉绶重建丰湖书院时算起,担任丰湖山长的名士就有30名之多。既有才气冲天的宋湘、庐浙、王赠芳、鲍俊、梁鼎芬,也有工于古文辞的颜培瑚、史澄、潘存、吴道等老儒宿学,更不缺乏文武兼备、政声卓著的曾望颜、邓承修等能官良吏。在这些著名山长的谆谆教导下,丰湖书院培养出一大批学行俱佳的惠州名士。

  虽然在庞大的封建官僚群体中他们所占的比例甚小,但正是有了这些闪烁着人本光辉的清官廉吏,多少缓和了阶级矛盾,为百姓带来福祉。他们为“惠州精神”的建构作出了贡献,是一群值得尊敬和缅怀的时代精英、社会脊梁。

  

  清官廉吏:以身许国 匡济天下

  惠州在古代被视为“瘴疠”之乡、“化外”之地,入宋后广设书院,人文初开,不少惠籍士子相继登科入仕,只是声名尚未显著,影响不够广大。至明代中晚期,数百年的文化积累和思想传承有如运行的地火终于蓄势喷发,一时间“名公巨卿,词人才士,肩背相望”,开启了惠州人才辈出的历史新篇章。“泰州学派”核心人物、理学教育家杨起元,“叶公神铳”的创制者、军事家叶梦熊,“治绩当时第一”的“强项”县令、方志学家叶春及,著作等身的史学家张萱,以及 “立朝多大节、德业施天下”的礼部尚书韩日缵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些惠州精英不仅建功业于岭外,留文章于万世,更是为官清正廉洁,高尚的道德人格让人仰慕。张津终生以“宽一分,民受赐一分;取一文,官不值一文”为座右铭,官至三品自奉如寒士,退休后竟家贫如洗;叶春及坚执法纪,凡“贪暴之人过取民一钱者,以身争之”;吏部侍郎杨起元训诲门人做官要 “好民所好,恶民所恶。一分之赐莫谓小惠而不为,一鞭之刑勿谓无伤而可滥”;……他们这些闪光的语言和行动,是惠州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在人民中间传颂不绝而成为千古不磨的口碑,给后来者树立了学习榜样。

  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二代,惠州学子登科入仕而成为御史言官者颇多。以明代为例,惠州有进士45人,当中曾任御史言官的就有17人,约占38%,比例甚高,而且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瘅恶彰善,在天子宠臣武定侯郭勋面前霜威凛然的曾守约;忤逆帝意,申救冤屈而被廷杖至死的车邦佑;为救民于水火敢于弹劾家乡父母官的李学一和韩荣光;弹击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的利宾和邓承修等等。他们坚执法纪,维护正义,不惜以身犯上、丢官弃禄,甚至付出身家性命。这种以身许国、匡济天下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岭南朴直风土人文所共同孕育出来的惠州精神。

  

  知识精英:引领时代风气之先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正是相望若林的惠州知识精英的代代传承,才创造出璀璨的惠州文化。东晋葛洪在罗浮山写就《肘后方》,成为我国传统医学上极重要的一部临床医疗手册;明代博罗人何歆任徽州知府时,为抵御常年火患而发明创造了民用“封火墙”,成为徽派建筑的开山鼻祖;归善人叶春及首次在舆图上绘制图例,开创了中国地图史上一条新的绘图道路;发明“叶公神铳”的兵部尚书叶梦熊,将过去火炮不便移动的缺点予以改革,创造的轻车重炮威震边塞;还有中国第一位环球游历的画家李丹麟,被誉为中国画中涉及海外风物风景风情第一人……这种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例子,在古代惠州并不鲜见。

  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被惠州人誉为“盛世文宗”的晚明“阳明后学”思想家杨起元。杨起元文才丰赡,尤擅制艺,与唐顺之、归有光、汤显祖等被清人并列为“时文八大家”,被视为援禅入八股文的始作俑者。近代广东学人黄节在梳理岭南学术源流时,将他与薛侃并列为粤中王门巨子。

  400多年前的明代中晚期,由于阳明心学的盛行,程朱理学的“正学”地位受到挑战。然而,王阳明本人对释道二氏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虽有借用,但同时也是否定的。而作为王阳明五传弟子的杨起元,则明确脱离了儒家的传统立场,不惜被卫道士目为“异端”,也要力倡儒释道“三教合一”,认为“释道二氏,其教虽异,其道实同”。同时他反复强调 “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即人也,人即尧舜也”,提倡简易之教,将道德教育摆在书院教育的首要位置。这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仍有着启迪意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可以发现惠州知识精英的觉醒与抗争。戊戌年,康有为发起第二次公车上书,惠州举人纷纷响应,列名者有杨寿昌、许寿田、廖佩繤、陈培基、祝嘉祥、刘士骥等近10人,呼吁变法,声势浩大。为了弥补思想观念落后的差距,他们从未放弃努力,努力走出国门看世界。从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建设先驱人物的罗国瑞,到投身留学日本高潮的陈廷泰、李植生、杨高臣等,无不体现出思想上的忧患意识,自觉承受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

  游历美洲、南洋各国的欧榘甲,在晚清时已认识到 “开发实业,为建设国家第一要义,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并通过创办振华公司实践了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的战略思想。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深知国之不存,家之焉附;他们“知耻近乎勇”,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认识西方、学习西方,追寻着富强中国的梦想。

  

  仁人志士:有一股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

  “惠之民俗多强悍,盖赵佗之余习。”古人在概述惠州人性格的时候,大多会用到“强悍”一词,认为这是南越王赵佗留下的精神遗产。面对秦始皇的暴政,吕后的不仁,赵佗没有呈弱,先是自立“南越武王”,后自封“南越武帝”。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体制,“王”为藩臣,“帝”为君王。如此气魄,难怪后人感慨“佗何人哉,其风教之殊,入人之深乃若此”!

  翻开史书,惠州士子类似赵佗的“强悍”精神随处可见,特别是每每朝代鼎革之际,轰轰烈烈的国史篇章总有惠州的一席之地。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及至抗日战争和共和国的创建,每当历史走到拐点,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候,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潮头里,你总会见到一个又一个惠州人矫健弄潮的身影。

  中国向来不乏为伟大理想而献身的仁人志士,而惠州更是洒满英烈鲜血的一方热土。在“靖难之役”宁死不屈的御史王度,“清初文字狱受难第一人”高僧函可,被誉为 “孙中山革命同志第一人”、三洲田起义指挥者郑士良,七女湖起义指挥者邓子瑜,民国粤军总参谋长、被誉为 “众将之将”的邓铿,以及“惠州三杰”———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挺……每个名字,都是一部英雄的传奇,一座高耸的丰碑,都充溢着一股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都能让我们感应到一个国家心脉的搏动,寻绎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惠州人的骄傲。

  英雄是需要了解和理解的。为什么王度能够“灭族沉家志不歧”?为什么“辛亥三烈士”罗仲霍、严确廷、林冠慈“苦无善价卖头颅”,甘于血洒黄花岗?为什么叶挺将军拒绝 “从狗洞子里爬出”,渴望着“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为什么东江纵队能够在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中发展壮大,成为全国十五个抗日根据地和敌后三大战场之一?这其中,又刻录了多少惠州文化的遗传密码?蕴含着哪些醒心益智的精神启示?当我们咀嚼着他们的名言警句,体味着他们的侠骨豪情,也许,对“惠州人是什么性格”的问题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本版文字 吴定球 严艺超 本版图片 严艺超(翻拍)

王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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