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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风物美 宋代后便有“天下不敢小惠州”

2017-09-28 16:01:00 稿源:东江时报

  摄于1932年的惠州西湖泗洲塔。

  1967年,68岁的张大千创作了一幅《东坡画像》。在大千笔下,东坡翁宁静、闲适,双手背后,神态自若。画像的落款诗句,他选了苏轼《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中的“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张大千是铁杆“苏粉”,一生多次尝试东坡画像题材,而这张为大任世兄所写的坡翁像,称得上是大千最得意的东坡画像。然而,苏轼的诗词作品多达3000多首,为什么张大千会挑选了这首?难道,在大千看来,正是惠州的风物之美,让东坡得到了慰藉,成就了东坡的平生功业?

  时隔千年,当年顾秀才是怎么向东坡推介惠州风物之美的,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东坡寓惠之后,惠州风物再也不是过去的“瘴疠之地”恶名,而是令人向往的文化名城和风景名区。

  明永乐陈琏撰《罗浮志》书影,清道光《岭南遗书》本。这是现存最早的罗浮山志书。

  

  山川形胜:东江逆水与罗浮仙境

  《道书》贵逆水。作为五岭之首的大庾岭,其“脉凡二支,其一南行,自南雄至广州,其末干直走潮州,于潮州又分二支,其一西下惠州至罗浮,而水亦因之”。此水即为东江水系,东江是珠江水系干流之一,古称龙江、循江、龙川江等,“源自江西安远县界,南流入龙川、河源县界入境,绕白鹤峰至府城东,西江水入焉,西流历城北,经博罗县入广州府境”,也就是说,东江是由东往西流,这在“无水不东流”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故《广东新语》云:“或以为无水不流东,此水乃自龙川县夹城十里西流,《道书》最贵逆水,此罗浮所以为仙源。”东江水的逆流,迎合了道教的需要,罗浮山由是成为仙源,惠州由是成为福地。

  罗浮山之所以成为古代方士公认的仙源,除了“蓬莱一股”的神仙传说、扼握逆水的地理优势外,独特的物产亦是重要的原因。岭南自古因受自然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影响,物产明显与岭北不同,比如陆胤《广州先贤传》称:“粤产素多奇瑰之货。”范晔 《后汉书》也云:“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这些中原所罕见的丹材,几乎在罗浮山地域都能找到,难怪两晋以前的罗浮山,成为了天下仙道所向往的“仙灵窟宅”。

  苏东坡进入惠州,走的就是东江水路。在遇到顾秀才之前,可以说苏东坡的心情与唐代韩愈被贬潮州时的心情差不多,“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他在《到惠州谢表》中沉痛地说:“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但是在清远,苏东坡的顾虑被顾秀才打消了。这顾秀才得知眼前这位一代文豪要被贬去惠州,曾经到过惠州的他便向苏东坡热情地介绍 “惠州风物之美”。于是,苏东坡就有了这么一首对惠州充满向往之情的诗作:“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寰中评论说,这首诗表现了苏东坡对惠州贬所的赞美和神往。他以轻快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其中有不期而聚的欢迎人群,有扑鼻芬香的三秋桂子,有令人垂涎的绿叶丛中鲜红的荔枝,有价格便宜的岭南佳果黄柑、朱桔……面对这样美好的景象,东坡忽然想起,他这次被贬简直像陶弘景挂冠归隐那样欢快。他还准备乘惠州地近罗浮山的机会,去寻访仙人葛洪呢!

  

  物产丰饶:苏东坡堪称惠州风物代言人

张大千先生1967年创作的《东坡画像》。

  苏轼到了惠州之后,很快就发现这里不但民风淳厚,山水秀邃,而且果异花奇,物产丰饶,但见“绛囊悬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谓蓬荻姿,中有药与粮”,因而发出“珍产骈南荒”的惊叹,激起了极大的创作热情。

  可以说,在古代,没有一个作家能像苏轼那样广泛大量、那样细致准确、那样生动活泼地记写惠州的风物。据不完全统计,出现在苏轼笔下的惠州风物,禽鸟有五色雀、倒挂子;花木有梅花、佛桑花、含笑花、菊花、桄榔树、岭南竹、罗浮佛面竹;蔬果有芥蓝、白菘、藤菜、芋头、黄柑、卢橘(枇杷)、杨梅、荔枝、龙眼、五棱(羊桃)、槟榔、橄榄、余甘;药材有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茶类有建茶、旗枪、紫笋;酒类有桂酒、真一酒、罗浮春、岭南万户春;杂食有盘游饭、谷董羹、玉糁羹、葵羹、槐叶冷陶、烤羊脊骨等等。这些记述,或简至片言只语,一笔带过;或详至连篇累牍,反复吟唱。如咏茶诗有4首,咏荔诗词有5首,咏梅诗词有6首,有关酒的诗文更有8篇之多。

  惠州的许多风物,如松风亭下的梅花、太守东堂的将军荔、林行婆酿制的万户春酒、吴子野的煨芋头、苏过的玉糁羹、罗浮僧人的谷董羹,以及自创的撒盐烤羊脊骨等,自经苏轼品题吟咏,风景即为名胜,风物便成名牌。比如苏东坡咏荔枝最有名的诗篇当数 《食荔支》:“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家喻户晓的吟咏岭南荔枝的名句,堪称岭南风物千古不易的广告词,至今脍炙人口。

  自苏东坡之后,来到岭南的外地官员最想吃到的水果就是荔枝。清康熙初年,天津宝坻才子王煐风尘仆仆,自北方来到惠州任知府。在此之前,饱读诗书的王煐对岭南荔枝仰慕已久。在他的《忆雪楼诗集》中有一首《荔支词》的序言中提到:“岭南荔子,脍炙人口。余初入粤,至韶之英德,即有老圃献鲜尝之,酸而少味,以为从前相传者过其实耳。”但是来到惠州后,王煐对岭南荔枝的印象就大为改观,赞叹惠州荔枝为“物之尤者”。

  这些惠州风物,不但盛行于当世,九百年来,不绝地喧之于文人雅士之口,见之于寻常百姓之家,是一笔极具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

  苏轼这些作品,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对惠州这一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在当时就已经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外。以至于“士大夫得(东坡)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不能诵苏轼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宋朱弁《曲洧旧闻》)。这些作品,为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原地区了解惠州提供了大量确实可靠而又形象具体的文字资料,改变了许多人对惠州乃至于整个岭南地区的偏见。

  

  风土民情:隽永有味犹如一幅工笔长卷

  《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载有《惠景全图》,详细标注了苏轼在惠城游历的足迹(此为全图局部)。

  惠州地处亚热带,生长着大量北方人未曾闻见的珍奇水果和珍禽异兽,其风土民情也与北方迥异,使得中原士大夫对惠州风情的吟咏也是不绝如缕。

  早在唐代,裴夷直、施肩吾、李群玉、曹松、殷尧藩、卢纶等诗人,在各自的作品中描述了循州(惠州古称)“地说炎蒸极”、“瘴雨出虹蝀”、“犀象满城邑”的生态环境,以及“越女收龙眼,蛮儿拾象牙”的地方风俗。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还记录了古循州“野象牙小而红”,“循人争食象鼻”以及用枹木作油画屐等风情。唐人的这类作品,文字优美,形象生动,起到了向外界宣传惠州的作用。

  至宋代,惠州城郊仍有野象出没。关于惠州野象最精彩的记录,是自东坡之后的又一北宋著名诗人——— 唐庚的《射象记》。这篇文章即使在今天读之,也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唐庚谪居惠州近五年,所作诗歌杂文300余篇,与他的同乡苏东坡一样,所写所记多为惠州风物,可谓“曲尽南州景物,略无迁谪悲酸之态”。他写风景如“水裁偏岸直,云截乱山平”,“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写市况如“道路鱼盐去,樵苏竹木还”,“茶随东客到,药附广船归”;写人情如“蟹黄嗔止酒,鸡白劝加餐”,“西邻蕉向熟,时至一梳黄”;写风物如“笋蕨春生箸,鱼虾海入盘”,“竹根收白叠,树杪得黄封”;写节俗如“残梅诗兴晚,细草梦魂春。挑菜年年俗,飘蓬处处身”等等,皆隽永有味,像一幅工笔彩绘的长卷图画,形象细微地展示了北宋年间惠州古城的风土民情。

  除了唐庚之外,大量记述惠州风土民情的著名文人学者还有屈大均、檀萃、宋湘、王文诰等。他们为宣传惠州不遗余力,同时也会惠州留下了一笔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风景秀丽:中国第一个“城市八景”在惠州

  惠州得岭南气候之利,草木经冬不凋,山清水秀。本来中原士大夫居留岭南,要饱受炎蒸瘴燎之苦,但在惠州,宜人的自然环境却能让他们感觉很舒适。正如明代惠州诗人吴高的《惠阳杂咏》所言:“山岭平如掌,双江日夜流。四时长似夏,一雨便成秋。腊月人摇扇,深春客衣裘。年年无瘴疠,文物比中州。”

  宜人的气候,自然会涵养出宜居的山水。而惠州的山水之美,也早在东坡寓惠之前,就为中原人士所知。北宋名臣陈尧佐于宋咸平二年(999)以太常丞典祯州(惠州古称),他酷爱惠州溪山胜景,于府署东侧临江处筑野吏亭并一再题诗。后来他入宰朝廷,与宾客论天下奇胜必称惠州山水。在宋代贬官中,积极向外界宣传惠州,陈尧佐是较早的一位。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 “城市八景”,极有可能是惠州。过去学界通常认为中国的第一个“八景”,出自沈括《梦溪笔谈》所记载的“潇湘八景”。《梦溪笔谈》成书于11世纪末,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而早在北宋治平年间,惠州知州陈偁在大力整治惠州西湖后,就提出了“惠阳八景”的城市景观概念: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陈偁在惠州任职的时间是1066年至1068年,比沈括早了20余年。另外,“潇湘”不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而是涵盖湘江中下游流域。由此可见,最早出现在文献典籍中,对“八景”有准确记载的城市,惠州是第一座。

  自陈偁之后,惠州西湖已经不再单纯是一项水利工程,也不仅仅是一般的自然景观,而是成为全国闻名、广东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述惠州西湖景观,有龙塘、明月湾、归云洞、点翠洲、披云岛、漱玉滩、孤屿亭、荔枝浦、鳌峰亭、濯缨桥、西新桥、栖禅寺、六如亭、朝云墓等,并指西湖有“台榭二十余所,亭馆为广东之胜。”

  

  人文厚重:明代罗浮山是广东学术中心

民国时期的黄龙洞,明代庞嵩讲学的弼唐精舍就在附近。

  明代史学家黄佐描述岭南地区进化过程说:秦“徙中县之民,使与百粤杂处”;南北朝“民户不多,俚獠混杂”;入隋“土地下湿,多瘴疠,其人性并轻悍”;至宋“民物岁滋,声教日洽”;到了明代便已“衣冠礼乐,无异中州”。这一描述,也反映了惠州历史的实际情况。

  从文化建设来看,有学者统计,明代惠州著作包括经史子集共有338部,产量在广东仅次于佛山和广州,排名第三。明代又是惠州历史上修志最多的朝代,据不完全统计,官府和个人共编修各类方志30多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代《罗浮山志》,据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考据,罗浮山历代专志有20余种,除去散佚之数,现存于世者仍有17种之多。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罗浮志书,几乎保存完整。纵观全国之名山志,罗浮能有如此数量的山志是罕见的。与泰山、华山、嵩山的现存志书来比较,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

  古代惠州的办学高潮,始于明嘉靖初年,并以一发不可遏止之势延至万历后期,历时几近百年,其中最负盛名的学术中心就是罗浮山。当时,由于湛若水、黄佐、庞嵩等理学名家都在罗浮聚徒讲学,罗浮也就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学界瞩目的亮点。屈大均就曾指出:“是时湛甘泉(若水)治朱明,方西樵(献夫)治金牛,其后黄泰泉(佐)治泰霞,庞弼唐(嵩)治黄龙,叶絅斋(春及)治石洞,于时讲学之盛,海内莫有过于罗浮者,罗浮遂为道学之山。”

  从城市建设来看,惠州府城的质量堪称粤中翘楚,充分利用了四面环水的地理优势,在军事方面有很高防御能力,素有“天堑”美誉。民间有谣谚云:“铁链锁孤舟,浮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考诸史实的确如此,惠州虽然经过明清两朝多次的战争,但惠州府城从未被攻破。更值得惠州骄傲的是,惠州“一街挑两城”的古城格局,也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所罕见的。古代一个府城的城墙之内,县治也在其中,惟独惠州是府城、县城各有一座城池。

  明代崇祯年间归善举人黎遵指所编纂的《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中有一幅名为《惠景全图》的长图,图中除了白鹤峰东坡祠,还有东西两江、东新浮桥、惠州府城、西湖等,以及初具雏形的水东街,完整地展示了惠州古代“一街挑两城”的独特格局。这种独特的城市格局,也屡屡出现在古代文人墨客的吟咏之中,成为惠州独特的城市名片。

  本版文字吴定球 严艺超

  本版图片严艺超(翻拍)

王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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