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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演进凸显惠州深厚底蕴独特魅力

2017-09-28 14:55:00 稿源:东江时报

  惠州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建置史和近千年的建城史。回望漫漫的历史长河,勤劳聪慧的惠州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成就。惠州的起落沉浮、兴衰悲喜,无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无不打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记。

  

  

  位于博罗县城东江边的葫芦岭贝丘遗址。

  “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海山浮动而出没,先圣飞腾而往来。”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这篇《白鹤新居上梁文》,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邃、文化深厚的名城惠州。

  惠州,地处南海之滨,东江之畔,以《道书》最贵逆水,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南部的仙源之地。东江之阳,有被誉为“仙灵窟宅”的罗浮山;东江之阴,有“苎萝西子”美誉的西湖。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成就万物,惠州遂为岭南文明发源地之一。

  惠州,这座能让苏东坡“愿作终老计”、“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历史名城,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建置史和近千年的建城史。回望漫漫的历史长河,勤劳聪慧的惠州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成就。惠州的起落沉浮、兴衰悲喜,无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无不打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记。

  

 

  清代白鹤峰东坡祠里的《宋苏文忠公惠州画像》。

  

  贝丘遗址见证古老东江文明

  探寻惠州历史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探寻人类在惠州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轨迹;而根据考古发现,至迟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惠州地区活动。

  考古是破解历史密码的重要手段,而文物是拨开历史迷雾的唯一铁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惠州地区就迎来了一个名字叫麦兆良的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考古学家。在1938-1940年间,麦兆良在粤东的惠阳、揭阳、潮安、饶平、五华、龙川、梅县、大埔等县以及福建诸县进行考古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南中国的考古》论文。论文将惠州纳入“韩珠区域”,并认为原属惠州府管辖的海丰是这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地方,有着新石器早期特征的“北沙坑文化”,从而推翻了当时西方认为中国南部没有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的结论。

  根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们就已经在惠州境内的东江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惠州的远古文明。而在惠州地区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贝丘遗址最值得注意。据《南粤文物考古集》,目前发现博罗县有9处、惠城区有2处河岸型贝丘遗址,全部分布在东江两岸。

  惠州贝丘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观察惠州先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地下物证。例如博罗葫芦岭遗址,濒临东江,从岭顶到岭脚被厚厚一层灰白色沙蚬螺蚌类贝壳所覆盖,成了当地农民烧制壳灰的“天然资源”。单在1954年合作化时期就被社员挖取了数万斤,其存量之巨当可想见,显示了生活在那里的先民部落规模颇大。

  除了贝丘之外,惠州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磨制石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两个显著标志。丰富多样的地下文物证明:惠州远古时期的先民们也和中原人一样,创造和发展着属于自己的社会文明——东江文明。在文化形态上,它具有明显的流域性特点,是珠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支。

  

  

  2000年,在惠州市郊横岭山发现一处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300多座古墓群,震惊考古界,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揭开缚娄古国神秘面纱

  2000年,在惠州市郊横岭山发现了一处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300多座古墓群,震惊考古界,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发掘不到三分之一古墓群里所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与在古墓群附近先后发掘的银岗窑场、梅花墩等多处遗址,赫然印证着一个先秦古国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使人们不禁想起了史籍中记载过的神秘古国——“缚娄”。

  据《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杨汉之过,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晋人王嘉所著《遗拾记》亦有记载:“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国(与“缚娄”音近,指义实一)”。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的战国楚越地图上也详细标明在博罗县北部有缚娄国。

  若从公元前约1000年(周成王七年)算起,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秦军平定岭南止,缚娄古国历经了近千年的时间。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缚娄古国为东江流域熏染上了厚重的文明基色。

  

  博罗古县开启惠州建置史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实现“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的大中国宏图伟业,发五十万大军略取岭南。其中赵佗率秦军进入东江,指挥平定东江之役,因遇到缚娄古国土著人的强烈抵抗,屯兵梁化,等待援军,最后镇压了东江两岸土著人的抵抗。

  根据这个历史过程,可以说缚娄古国是被赵佗所灭。有专家认为,横岭山先秦古墓群“由于所有墓葬都齐刷刷朝东排列,有可能是当年与秦军作战阵亡士兵的墓葬”。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包括“缚缕国”的百越地区已纳入南海郡管辖。在岭南,秦王朝也像中原一样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等文化统一政策,从政治、经济及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推进民族的文化融合。就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江文明”在历史迷雾中消亡了。

  秦朝在岭南设立郡县,未及八年而亡。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赵佗拥兵自立,建立半独立状态的南越国。南越国传至五世,宰相吕嘉谋反,杀汉使、南越王及王太后。为此,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1年)命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三路大军渡岭,咸会番禺平乱。越年吕嘉被诛,遂分南越国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个郡。南海郡从原来番禺、龙川、揭阳三个县分为番禺、四会、中宿、龙川、揭阳、博罗六个县,其中博罗县址在今惠州城区以东约三十公里的梁化。从此“博罗”之名出现在中国的郡县行列中。

  

  

  在横岭山出土的青铜鼎。

   肆

  隋唐置循州府奠定惠州中心地位

  秦汉以后,惠州就已成为朝廷辖制岭南的重要据点。进入隋代,惠州便一直是历朝郡、州、路、府的治所,成为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隋开皇十一年(591)置循州总管府于梌山(今惠城区中山公园)后,惠州跨入了实质性的开发阶段。

  循州总管府领潮、循两州,其中循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新丰、兴宁六县。隋开皇十四年(594),以齐州刺使樊子盖为循州总管府总管。樊子盖任循州总管十年,政绩卓著。据《隋书·樊子盖传》记述,隋炀帝诏樊子盖返朝时,曾下谕褒奖他:“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西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从隋炀帝的褒词来看,樊子盖不但是一位能臣,而且还是一位清官。

  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废州为郡,其中废循州,置龙川郡,郡治仍在惠州梌山,首任龙川郡太守为柳旦。据《隋书》记载:“(柳旦)大业初拜龙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帝闻而善之。”这是一则惠州办学的最早记载。自此之后,唐宋两代开始有大批朝廷命官和贬官踏足惠州,兴文助教,开始了儒家文化在惠州传播的新篇章。

  在唐代科举制度的刺激下,惠州的儒家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加上众多贬官的到来,促进了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至晚唐,惠州先后培育出韦昌明、郑隐及张昭远三位进士,实现了科举历史上零的突破,也显见此时惠州儒学教育水平已有了令人瞩目的提升。

   伍

  宋代惠州异军突起声名远扬

  南汉乾亨元年(917),循州析置祯州。宋天禧四年(1020),为避太子赵祯讳,祯州改称为惠州,沿用至今。随着唐宋时期惠州地区行政秩序的确立,惠州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多,与中原文化的不断交融,惠州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得以迅速发展,至宋代,已“此邦文物不下他州”,成为岭南名郡。

  两宋时期无疑是惠州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惠州历史上一个重大关节点。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得惠州的生产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手工业领域的制瓷业的异军突起。位于今天市区的北宋东平窑址是北宋时期的广东三大民窑之一,惠州瓷器从东江远销东南亚等地,同时期,惠州阜民钱监的铸币规模雄居全国第二。

  制盐、铸钱、烧造陶瓷诸业的兴旺,促进了惠州水上运输业的发展。东江是粤东黄金水道,惠州处东江中段,又是东江和西支江交汇的地方,上至河源老隆,淡水龙岗,下达东莞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区位优势无可替代,各地商品集散于兹,水道一片繁忙。

  另一方面,惠州文化的发展步伐在宋以前较缓慢,至宋代后发生了明显的改观。北宋时由于陈尧佐、陈偁等历代贤太守的励精图治,以及苏轼、唐庚、陈鹏飞等谪宦的到来,开辟了惠州士风的草昧,并濡染了一批优秀的惠州文化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携季子过及侍妾王朝云抵惠,寓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写下了587首诗词和散文、序跋,题咏惠州风物,惠州由此声名远扬,饮誉四海。

  至南宋时,惠州的文化终于别开生面,人文蔚起。惠州历史上第一个“省元”(宋代礼部试贡士第一名)张宋卿、三朝宰相留正等,都颇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席。在宗教文化领域,惠州因有罗浮山这样的宝贵优势资源,从葛洪到南宗四祖陈楠,自晋以来就一直是岭南道教文化中心。惠州还是古代广东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州县之一,丰湖书院堪称宋代广东四大书院之一。

  南宋末年,惠州区域的生存环境逐渐出现较大的变化,地域社会在各方面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社会运行的复杂因素大为加剧。宋元鼎革时期,惠州成为文天祥抗元的最后根据地,惠州的军事和国防作用变得更加突出。

  至元代,首创行省制,政区设置为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元至元十六年(1279),惠州改为惠州路。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惠州府志》刊载的“惠州府境总图”。

   陆

  明清惠州人文鼎盛人才辈出

  明清时期,惠州路改为惠州府。明洪武二年(1369),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兴宁、长乐等7县。此后惠州府的行政区划多有调整,至崇祯六年(1633),惠州府共领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兴宁、长乐、和平、永安、长宁、连平州共十县一州。明崇祯年间惠州行政管辖范围,是共和国成立之前最宽广的时期。

  惠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城市功能日益凸显。洪武三年(1370),惠州知府万迪率军民扩筑惠州府城。惠州府城墙三面临水,固若金汤,在明代已有天堑之誉。洪武中期,为抵御外侵,在平海建造城池,设立守御千户所,隶属惠州卫,平海成为海防军事重镇。明代惠州府衙门前建有石牌坊,两边分别书有“岭东雄郡,梁化旧邦”八字,昭示着惠州的粤东门户地位。

  惠州的人文精神,经历了千年各种文化熏陶,至明代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盛世景象。在此期间惠州人进入仕途后,在朝廷多铁面御史,在地方多清廉知县,至国家危难或社稷倾覆之际,则又多慷慨赴义、以身殉国的节烈之士,特别是晚明涌现出“三尚书”、“四御史”、“湖上五先生”等优秀人才。可以说,明代是“名卿迭起,忠孝之臣,才节之士,后先相望”的朝代。

  清代是惠州向近代社会演进的重要历史阶段。清代惠州的政治社会呈现为两头严峻、中间稳定的基本格局。清初,惠州是全国抗清的最后战场之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对惠州社会造成了沉重的战争创伤。为对付抗清将领郑成功,清政府对广东沿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惠州百姓深受荼毒。屈大均曾叹曰:“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进入康熙以来,惠州的社会才逐渐稳定下来,清政府宣布废止禁海规定之后,惠州才出现了一个多世纪较为太平繁荣的局面。

  清代中叶,惠州各地的市镇得到快速发展,交易商品繁多。罗浮山作为天然中草药宝库,以药市闻名于世,为清代“粤中四市”之一。惠州又有扼守东江黄金水道之地利,境内东江、西枝江穿城而过,汇流珠江,通达海外。长期以来的水运便利、商埠繁盛、人竞交集,成就了惠州作为东江流域商品集散地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自王煐、伊秉绶先后重建丰湖书院,邓承修创建崇雅书院,惠州文化得到复苏与发展,乡村教育和客家文化勃兴,人才辈出,相望若林。欧榘甲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对封建帝制做出了系统而尖锐的批评,并积极倡导自由民主革命学说。至清末,江逢辰、李绮青、杨寿昌、罗国瑞等,在文学、经学、科学等各个领域均卓有建树。

  

  

  东征军黄埔军校将士在强大炮火支持下激战30小时,前赴后继冲过北门五眼桥窄长地带,以阵亡200多人的代价,最终攻陷惠州城,结束惠州自建城以来未曾一陷的历史。

   

  惠州是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

  进入近代,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盛世的美梦。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惠州为通商口岸,惠州被迫向世界开放。外国的火水、火柴、洋布、西药、食品等经香港大量涌进惠州,客观上使惠州商业日益繁荣壮大。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涌入,也促使惠州文化在吸纳中进一步向近代转型。

  为了弥补思想观念落后的差距,惠州士子也从未放弃努力,努力走出国门看世界。从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建设先驱人物的罗国瑞,到投身留学日本高潮的陈廷泰、李植生、杨高臣等,无不体现出思想上的忧患意识,自觉承受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比如1900年被清廷选派官费留学日本的杨高臣,从日本学成针织生产和机械修理的全套技术,回国后自己制造出广州首批手摇织袜机,冠名为震东牌,对早期广东民族工业的艰难起步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的惠州历史,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惠州解放,虽然不过37年的时间,但惠州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却十分重要。惠州是一座革命的城市,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鸦片战争后,惠州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孙中山先生和民主革命先驱们在此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的十次反清武装起义中,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都发生在惠州。

  1923年,惠州地区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建立,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区级苏维埃政权之一,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惠州是革命军两次东征的主战场,周恩来、叶剑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惠州大地上留下了生活和战斗的足迹。1927年,南昌起义军一部到达高潭中洞整编,建立了中共军队历史上最早的兵工厂、军装厂、红军医院和印刷厂,高潭成为著名的早期革命根据地。1938年,侵华日军由惠州大亚湾登陆,进而占领广州。惠州人民不畏强暴,奋起还击,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惠州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其后与东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组建了威震华南的东江纵队,惠州成为全国十五个抗日根据地和敌后三大战场之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的革命史诗。

  本版文/图(翻拍) 《东江时报》记者严艺超

王照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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